凶手和被害人之间最后一次的谈话(3)

    “好吧。”

    “先生，这些女孩子，父母养育了她们多年，奉她们为掌上明珠，她们聪明、勤奋，在班里学习都是名列前茅。随着安卡拉来的一纸命令，您开始无视她们的存在。点名时，如果名册上写着她们的名字，因为她们戴头巾，您就把她们划掉。如果七个学生和先生您一起坐着聊天，先生，您就会当其中一个戴头巾的学生不存在，只要六杯茶。您让这些被无视的姑娘们伤心痛哭。这还不算。安卡拉又来了新命令，开始您不让她们进教室，把她们扔在走廊里，后来又把她们从走廊赶出了校门。一小部分勇敢的姑娘，坚持不摘掉头巾，为了表达她们的不满，她们冒着严寒瑟瑟发抖地守候在校门口，您却打电话叫来了警察。”

    “警察我们可没叫。”

    “先生，别因为我口袋里有枪就害怕而给我说谎。警察拖着女孩子们将她们拘捕起来的那天晚上，你怎么能够心安理得地睡着觉呢?这就是我的问题。”

    “当然，头巾问题现在成了一种标志，成了一种政治游戏，这使姑娘们变得更加不幸。”

    “什么游戏，先生，一个在学校和贞洁之间无法进行选择而陷入极度痛苦的姑娘不得不自杀，这是游戏吗?”

    “孩子，你太冲动了，你从来就没有意识到有一股外部势力想利用所谓的头巾问题让土耳其分裂变弱吗?”

    “假如你让这些姑娘进学校，先生，那怎么可能还会有因为不让戴头巾而自杀的姑娘呢!”

    “这是我想要做的吗，孩子?这都是安卡拉方面的规定。我妻子也戴头巾。”

    “先生，别和我套什么近乎，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哪个问题?”

    “你良心上能过得去吗?”

    “我也是做父亲的，孩子，我当然为这些姑娘们感到难过。”

    “告诉你，我知道怎么控制自己，可我是个急性子。一旦我发起火来，什么都完了。在监狱时，有个家伙打哈欠时没捂上嘴巴，我就揍了他一顿；所有的犯人都被我调教好了，他们都改掉了坏毛病，都开始做礼拜了。别撒谎，回答我的问题。刚才我说什么来着?”

    “你说什么了，孩子?把枪放下。”

    “我没问你有没有女儿，伤不伤心。”

    “对不起，孩子，你问的是什么?”

    “别因为怕我的枪就讨好我。好好想想我问的是什么问题……”

    （一段沉默）

    “您到底问的什么问题?”

    “我问你良心上是不是能过得去，你这个冷酷无情的东西。”

    “当然，我很难过。”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个可耻的家伙。”

    “孩子，我年龄和您父亲相当，我是个教师，古兰经中有没有指示您用枪对着您的长辈，辱骂他?”

    “你别提古兰经，行吗?也别东张西望想求谁帮忙，你如果喊叫，我会毫不留情地开枪打死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么回答我这个问题：戴头巾的姑娘摘掉头巾对这个国家有什么好处。说说你心中的理由，比如说摘掉头巾欧洲人会把她更当人看。至少让我弄清你的目的，那我就不会开枪，我会马上放了你。”

    “我尊敬的孩子。我也有个女儿，不戴头巾。她母亲戴头巾，我对她毫不干涉，对女儿也一样。”

    “你女儿为什么不戴头巾，她想当演员吗?”

    “她从没跟我说过，她在安卡拉读民众关系学。因为头巾问题，我成了活靶子，我很难过，被人诽谤、恐吓，有时候也成了像您这样愤怒的人们和敌视我的人们的攻击目标，这时候我女儿给我很大支持。从安卡拉打电话……”

    “她怎么说?‘好样的，爸爸你要坚持住，我要当演员’?”

    “不，我的孩子，她不会这么说。她会说:‘亲爱的爸爸，如果一个班里大家都戴头巾，那我就不敢不戴头巾进这个班，我会很不情愿地戴上头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