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习惯待在我们半昏暗的荒凉博物馆房屋里，我喜欢留在室内。底下的街道、远处的马路、城里的贫困地区，似乎跟黑白警匪片里的同样险恶。这个昏暗世界的吸引力让我一向喜欢伊斯坦布尔的冬季甚于夏季。我喜欢由秋入冬的傍晚时分，光秃秃的树在北风中颤抖，身穿黑大衣和夹克的人们穿过天色渐暗的街道赶回家去。我喜欢那排山倒海的忧伤，当我看着旧公寓楼房的墙壁以及斑驳失修的木宅废墟黑暗的外表——我只在伊斯坦布尔见过这种质地，这种阴影——当我看着黑白人群匆匆走在渐暗的冬日街道时，我内心深处便有一种甘苦与共之感，仿佛夜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街道、属于我们的每一件东西罩在一大片黑暗中，仿佛我们一旦平平安安回到家，待在卧室里，躺在床上，便能回去做我们失落的繁华梦，我们的昔日传奇梦。同样的，当我看着暮色如诗般在苍白的街灯中降临，吞没城里的贫困地区时，知道至少在晚上，西方的眼光窥视不到我们，外地人看不见我们城里可耻的贫困，是令人宽慰的事。
古勒有幅摄影作品，捕捉了我童年时代的僻静街巷，街巷中的水泥公寓和木造屋并排而立，街灯空茫，明暗对照的黄昏——对我来说它代表这个城市——已然降临。（如今水泥公寓虽已挤走老旧的木造房屋，气氛却不变。）这幅摄影吸引我之处不只在于使我忆起童年时代的卵石子路，也不在于卵石路面、窗子的铁护栏或摇摇欲坠的空木屋，而是因为它暗示着，随着夜的降临，这两个走在回家路上、身后拖着细长影子的人，其实是在将夜幕披盖在城市上。
在1950和1960年代，我跟每个人一样，喜欢看全城各地的“电影摄制组”——车身两侧有电影公司标志的面包车；以发电机发动的两盏巨灯；喜欢别人叫他们souffleurs（法文）的提词人，他们在浓妆艳抹的女演员和罗曼蒂克的男主角忘了台词时，得隔着发电机的轰鸣声扯着嗓子叫喊；戏外跟小孩和好奇的围观民众挤来挤去的工作人员。四十年间，土耳其的电影工业不再（大半由于导演、演员和制片人不称职，但也因为无法跟好莱坞竞争），电视依然播放这些黑白老片，而当我看见黑白影像的街道、老花园、博斯普鲁斯的景色、倾颓的宅邸和公寓时，有时我竟忘了自己在看电影。惆怅令我茫然，时而感觉自己仿佛在观看自己的过去。
十五至十六岁的我，想像自己是描绘伊斯坦布尔街道风貌的印象派画家，画一颗颗卵石是我的最大乐趣。在积极的区议会开始毫不留情地将卵石路铺上柏油之前，城里的出租车和“多姆小巴”司机对石子路面所造成的损害大表不满。他们也抱怨为下水道、电力、一般维修而进行的挖路工程没完没了。挖路时得把卵石一颗颗撬掉，这让工程无止境地拖下去——尤其当底下发现拜占庭时代的回廊的时候。完工时，我喜欢看工人把一颗颗卵石放回原位——以一种令人陶醉、充满韵律的技术。
我童年时代的那些原木宅邸以及位于后街较为简朴的小木房，处于一种断垣残壁的迷人状态。由于贫困且无人照料，这些房子从不上漆，岁月、尘土和潮气的结合使木头颜色渐渐变深，赋予它那种特殊的颜色，独特的质地，小时候我在后街区看见的这些房子十分普遍，我甚至以为黑色是它们的原色。有些房子是褐底色调，或许贫民区的房子根本不识油漆为何物。但18世纪和19世纪中叶的西方旅人形容有钱人家的宅邸油漆鲜艳，认为这些私宅和其他的富裕风貌具有某种丰饶有力之美。小时候的我时而幻想为这些房子上漆，尽管如此，失去黑白布幕的城市仍教人心悸。到夏天的时候，这些老木屋干透，变成一种黯淡、灰质、打火匣般的褐色，你能想像它们随时都可能着火；在冬季漫长的寒流期间，雪和雨水同样让这些房子蒙上朽木的霉味。老旧木造的僧侣道堂情况亦同，共和国禁止这些地方作为朝拜场所，如今多已废弃，除了街头流浪儿、鬼魂和古物收藏者之外没人会去。这些房屋使我产生了相同程度的恐惧、担忧和好奇：当我从颓垣断壁外透过潮湿的树丛探看破窗残宇时，心头便掠过一股寒意。
由于我是以黑白影像来理解这城市之灵魂，因此少数目光独到的西方旅人的线条素描——例如柯布西耶，以及任何一本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附黑白插图的书都令我着迷。（我整个童年都在等待，却始终不见漫画家埃尔热以伊斯坦布尔作为丁丁历险的背景。当第一部丁丁电影在伊斯坦布尔拍摄时，某盗版书商发行了一本名为《丁丁在伊斯坦布尔》的黑白漫画书，作者是本地漫画家，他把自己从电影画面的演绎，跟丁丁其他历险的画面拼凑在一起。）旧报纸也使我着迷，每回读到谋杀、自杀或抢劫未遂的报道，我便嗅到一股长久压抑的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