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丘搜集的史实与奇事(2)

    一开始，科丘并未考虑写一本书。1954年,《共和国》报纸四页内含“本国历史上的奇风异俗”的副刊装订成册。在这些奇人怪事、历史和百科知识的细节背后，科丘本身也有着古怪而悲惨的经历。他热爱的事业，始于十年前的1944年，贫困迫使他于1951年在第四卷的第一千页歇手，当时仍在字母B——这便是《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

    七年后，科丘开始进行第二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他不无道理地、自豪地称它为“世上第一部城市百科全书”，从字母a重新开始。时年五十二岁的他担心他的伟大事业将再次半途而废，于是决定缩减为区区十五卷，并使词条更“受欢迎”。这次他更有自信，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该在他的《百科全书》中进行个人喜好的探索。他于1958年出版第一卷；到1973年，已进行到第十一卷，却仍只在字母G——正如他担心的，他被迫放弃了这项努力。尽管如此，这第二部《百科全书》提供的有关20世纪伊斯坦布尔的新奇缤纷的词条，是城市灵魂的最佳指南，因为本书的结构也正是这座城市的肌理。为了理解何以如此，必须对科丘本人有所认识。

    科丘是那种充满“呼愁”情感的人，这些人将20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塑造成一个为忧伤所苦的半完成的城市形象。“呼愁”定义了他的生命，为他的作品赋予隐藏的逻辑，确立他孤寂的航向，仅能导致他最终的失败——跟同一类的其他作家一样，他并未将“呼愁”视为重心，也没想太多。事实上，科丘并不认为他的忧伤来自他的历史、家庭或城市，而视之为与生俱来。至于伴随而来的避世，相信人生必须一开始就接受失败，他不认为这些是伊斯坦布尔的遗产，正相反，伊斯坦布尔是他的慰藉。

    科丘1905年出生于教师和公务员家庭。他母亲是某帕夏之女，父亲长期担任记者。科丘在整个童年时代目睹战争、败战和移民潮毁灭奥斯曼帝国，迫使伊斯坦布尔陷入数十年来难以摆脱的贫困。他在后来的著作和文章中经常回到这些主题，就像回到他从小看到的城里最后几场大火、消防员、街头械斗、邻里生活和酒馆。他说起儿时住过后来烧毁的博斯普鲁斯海岸边一栋“雅骊”。科丘二十岁时，他父亲在哥兹塔比租下一栋奥斯曼老别墅。年轻的科丘在伊斯坦布尔的木造楼阁过着传统生活，长时间待在此处，得以眼见他的大家庭四散分飞。如同许多这类家族，日渐贫困和家族不和迫使科丘家变卖木造楼阁，此后科丘仍待在哥兹塔比，但与家人分居，住过多处水泥公寓。或许最能明白显示科丘忧伤、保守心态的选择，莫过于决定——当时帝国已瓦解，土耳其共和国的意识形态蒸蒸日上，朝西方看齐的伊斯坦布尔已开始排斥、遏制、揶揄并怀疑与奥斯曼时代有关的一切——在伊斯坦布尔学历史，毕业后担任他敬爱的老师、历史学家勒菲克的助理。

    勒菲克生于1880年，比科丘年长二十五岁，是《奥斯曼的历代生活》系列丛书的作者。此丛书分册出版（科丘的《百科全书》也将如此），逐渐受人欢迎，终于使他成为伊斯坦布尔首位现代通俗历史学家。他不在大学授课时，便在奥斯曼档案杂乱无章的“污垢与尘埃”中（当时称做“文书宝藏”）查找编年史家的手写记录。他尽己所能地搜罗资料，而由于——就像科丘——他写得一手妙笔生花的散文（他喜爱抒情诗，业余时间写诗），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广为人们阅读，后来结集成书。融合历史与文学，将奇特丰富的档案转换成报刊上的文章，在一家家书店游逛，让历史成为易于吸收的东西，晚上与朋友们在酒馆喝酒对话，这些都是科丘承袭自导师勒菲克的爱好。可惜的是他们的关系为时不长，1933年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教育改革期间，勒菲克被撤除教职。据大家所知，他与反对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自由协商党”意气相投，但是对奥斯曼历史与文化的强烈兴趣，更是使他断送显赫职位的原因（我的外祖父也在同一时期遭法学院撤职）。导师丢了工作，科丘亦然。

    科丘忧伤地目睹导师失去国父与国家的垂青后日渐衰弱：一文不名、无人知晓且无人照料，必须一点一点地变卖藏书以支付医药费。经过五年的挣扎，勒菲克在贫困中死去。那时，他生前所著的九十本书多已绝版。（四十年后，科丘亦是如此。）

    勒菲克死后，科丘在一篇悼念其导师生前目睹自己遭世人遗忘的文章中，沉溺于某种孩子似的抒情主义:“在我游手好闲的童年时代，我就像系在鱼钩上的铅块，在我们博斯普鲁斯‘雅骊’对面码头的海水中出入，好似一条鳞鱼。”他回忆初次读勒菲克，当时的他是个无忧无虑的十一岁孩子，城市尚未使他像奥斯曼历史一样忧伤。但科丘的愁苦不仅滋生于浪荡不羁、贫困不堪的城市，而且来自20世纪上半叶他以同性恋身份在城市生存所作的抗争。因此他在他奔放暴力的通俗小说，甚至更大胆地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中表达他的***，便愈加显得不凡。实际上，科丘在这方面比同时代任何人勇敢许多。从百科全书的最初几卷，随着每新的一卷而更加强调，他从不放过任何赞扬俊美少年的机会。这儿有个阿轧，是苏莱曼大帝收容并供他读书的一个少年（“面容清新的少年，人龙一体，臂膀粗壮，有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