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3)

    这些家庭陷入琐碎而棘手的纷争，往往闹上法庭，这一点，我觉得他们跟我自己的家有相似之处。有些人在他们的别墅共同生活多年，即使起诉对方，也还是同聚一堂共进家宴（正如我的父亲、姑妈们和伯父们）。积怨过深、把感情和行为混为一谈的人则比较痛苦，连续多年拒绝跟对方说话；有些虽继续同住一栋“雅骊”，却看不惯讨厌的亲戚，于是以简陋的灰泥墙隔开“雅骊”最美的房间，阻断畅通无阻的挑高天花板和博斯普鲁斯的全景风光，薄薄的墙壁迫使他们仍得整天听可恨的亲戚咳嗽走路；假使平分“雅骊”的其他部分（“你住后宫，我留在附属建筑”），原因不是为了自己舒适，而是知道对讨厌的亲戚造成不适而觉得开心；我还听说有些人采取合法行动，阻止亲戚使用庭院。

    当我看着这些家族的晚辈们兴起另一波类似的纷争时，不禁怀疑伊斯坦布尔的有钱人是否对世仇别具天赋。共和国初年，祖父积攒财富之时，一户有钱人家搬到尼尚塔石，和我们位于帖斯威奇耶大街的家相距不远。这家的孩子们，把他们的父亲从阿布杜勒哈米德时代某帕夏手中买来的一块地分成两部分。哥哥盖了一栋公寓，按城市条例远离人行道。几年后，弟弟在他那半土地上盖了一栋公寓，虽仍依城市条例行事，他却故意离人行道近三米，只为了挡住哥哥的视野。哥哥随后建了一堵五层楼高的墙——尼尚塔石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目的就只为了挡住弟弟房子的边窗视野。

    你难得听见搬往伊斯坦布尔的外省家庭发生此类纷争。正常现象是相互支持，尤其如果他们不太有钱的话。1960年代以后，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地价亦随之上扬，在伊斯坦布尔住好几代以及握有任何财产的人都发了意外之财。为了证明他们属于“伊斯坦布尔的富有人家”，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引发分产之争。有两个兄弟拥有巴克尔廓伊后面的荒山土地，在城市朝该区扩展时发了大财。这或可说明弟弟为何在1960年代开枪打死他哥哥。我记得报上的报道暗示哥哥爱上了弟弟的妻子。这件事发生时，凶手的绿眼儿子正是我的小学同学，因此我饶有兴致地追踪了这件丑闻。这条新闻在头版刊登许多天，城里的人专心阅读这则贪婪与激情的故事细节，而凶手的白皮肤红头发儿子则照常穿着吊带短裤，抓着手帕默默啜泣一整天。后来的四十年，每当我经过有着我那吊带短裤同学姓氏名称的城区——如今住有二十五万人——或听人提起这家人（毕竟，伊斯坦布尔是个大村落），我便忆起我这位红发朋友发红的眼睛，沉默的眼泪。

    各大造船业家族（都出身于黑海沿岸）不愿将纷争闹上法庭，宁可选择惟有武器始可满足的激愤。他们从拥有小木船队起家，角逐政府合同，但并不通过西方人理解的自由竞争，反倒派出盗匪帮派恐吓对方。有时厌倦了彼此厮杀，便和中古时代王公贵族的做法一样，把女儿嫁给对方，但随之而来的和平好景不常，不久又开始射杀彼此，让如今属于双方家庭的女儿深感哀痛。在他们开始买进大型驳船，发展他们的小货轮舰队，把某个女儿嫁给总统的儿子之后，他们便成为“你听说了吗？”专栏的常客，于是，母亲追随“玫瑰—女神”的叙述，了解他们“豪华的鱼子酱以及香槟浇灌的”派对。

    在这类派对、婚宴和舞会上——父亲、伯叔们和祖母经常参加——总是有一大群摄影师，我的家人会把他们的相片带回家，摆在餐桌上展示几天。我认出相片中的一些人到过我们家做客，另有几个我在报上看过的知名人士，以及一路帮助他们的政治人物。我母亲跟她常参加这些活动的妹妹在电话中交换意见时，我便尝试想像是什么样子。打从1990年代，社会名流的婚礼已成为媒体、电视台和国内名模参与的盛事，全城都看得见宣传的焰火。但是在一个世代前，情况大不相同：其目的不在于炫耀，而是让有钱人聚在一起，暂时无需忧惧好事贪婪的政府，即使只有一个晚上。我小时候参加这类婚礼和派对时，尽管惶惑不安，但同这些贵人在一起使我感到快乐。当母亲用一整天时间穿衣打扮，踏出家门前往派对的时候，我也从她的眼神看出这种快乐。期待在外面度过开心的夜晚还是其次，倒是因为能跟有钱人消磨夜晚而心满意足——由于某种原因，你知道自己属于这群人。

    进入灯火辉煌的大厅或（盛夏时节）华丽的庭院，走在布置精美的桌子、帐幕、花圃、伙计和男仆间，我发现有钱人也喜欢相互为伴，有名流出席时更是如此。他们就像母亲那样环视人群，看看“还有谁”在场，看到“吾等之辈”便感到欣慰。多数人不是靠努力奋斗或聪明才智而致富，而是透过某种好运或他们如今想要遗忘的一场骗局，他们的信心来自他们了解自己的钱财比他们梦想花的钱都要多。换句话说，只有跟像他们一样的人在一起，他们才得以放松，自鸣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