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4)

    跑去看伊斯坦布尔古建筑失火的人不只帕夏、打劫者和儿童，西方旅人同样很想观看并描述这些大火。其中一位作家是戈蒂耶，他在1852年在此待过两个月，期间目睹五场火灾，曾如痴如醉地描述其细节。（得知消息时，他正坐在贝尤鲁墓园写诗。）如果说他喜欢夜晚发生的火灾，那是因为看得比较清楚。他把金角湾某油漆工厂喷发的彩色火焰形容为“奇绝”，他以画家的眼睛用心注意细节、海上船只晃动的影子、裂开的桁粱、一波波围观的群众、熊熊燃烧的木房子。之后他去了仍在闷烧的现场，看见数百户人家为生存下去而苦苦挣扎，他们在两天内以抢救出来的地毯、床垫、枕头、锅碗瓢盆搭盖他们的避难所。得知他们把自己的不幸视为“命中注定”，他觉得又一次发现了土耳其回教徒的古怪习俗。

    尽管奥斯曼的五百年统治期间火灾频仍，特别在19世纪期间，人们才开始对火灾有所准备。住在伊斯坦布尔狭窄巷弄木屋里的居民认为火灾是不可避免的灾难，是除了面对之外别无选择的冷酷事实。即使奥斯曼帝国未曾瓦解，20世纪初年摧毁城市的大火——毁了成千上万的房屋、整个街坊四邻、大片城区，使数万人无家可归、陷于无助、一文不名——也照样会拖垮这座城市，没剩下多少东西让我们追怀昔日的光荣。

    但是对我们这些在1950和1960年代看见城里最后一批“雅骊”、宅邸、破木屋彻底焚毁的人而言，我们从中取得的乐趣根植于某种心灵疼痛，与目睹盛况而为之激动的奥斯曼帕夏大不相同。看见我们没资格也没把握继承的最后一丝伟大文化、伟大文明，在我们急于让伊斯坦布尔画虎类犬地模仿西方城市时突然毁灭，我们感到内疚、失落、妒忌。

    在我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每当博斯普鲁斯的某栋“雅骊”着火，四周便立即被群众包围，想看个仔细的人还划船或搭汽艇从海上观看。我的友人们和我马上互通电话，跳上车，一同前往欸米甘之类的地方，把车停在人行道上，转开录音座（最时髦的消费热潮）听美国“清水合唱团”，从邻近的茶馆叫茶、啤酒和奶酪面包，观看从亚洲岸熊熊燃起的神秘火焰。

    我们讲故事，说从前老木屋梁上的钉子炽热地喷向亚洲的空中，飞越博斯普鲁斯，引燃欧洲岸的其他木屋。但我们也谈论最新的恋情，交换政治八卦和足球消息，抱怨父母做的每一件蠢事。最重要的是，即使某艘黑色油轮经过着火的房屋前，也没有人会多看一眼，更不用说去数它——用不着这么做，灾难已然发生。当大火烧到极致，损害程度清楚可见的时候，我们静默不语，我猜，每个人心中都在想着前方潜在的一场特殊的秘密灾难。

    对新灾难的恐惧，每个伊斯坦布尔居民都知道的一场即将从博斯普鲁斯来的灾难，对这新灾难的恐惧，我在床上的时候老是挥之不去。凌晨时分，船笛声打断我的睡梦。若响起第二声——长而低沉，如此有力，在四周的山丘反复回响——我便知道海峡出现了浓雾。在浓雾之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见阴郁的号角声，从博斯普鲁斯通向马尔马拉海的阿赫尔卡皮灯塔传来。半梦半醒的时候，我的脑海出现一艘巨轮在变幻莫测的海流中苦苦摸索的画面。

    这艘船在哪个国家注册，体积多大，船上载什么货物?有多少人跟驾驶员待在船桥上，他们为何忧心如焚?他们是否卷入海流，是否留意到某个黑影从雾中朝他们而来?他们是否偏离航道，要是这样，他们会不会鸣笛警告附近船只?在睡梦中辗转反侧的伊斯坦布尔人听见船笛声时，他们对船上人员的同情以及对灾难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创造出在博斯普鲁斯出了差错的噩梦。在暴风雨天，母亲总会说：“愿神保佑这种天气出海的人！”另一方面，对半夜醒过来的人来说，一场遥远而无法影响个人生活的灾难就是一剂良药。半夜醒过来的伊斯坦布尔居民，多半也是数着船笛声再度入睡。或许在梦中，他们想像自己搭船穿越浓雾，航向灾难的边缘。

    无论梦见什么，隔天早上醒来，他们多半不记得半夜听见的船笛声——就像一切的噩梦，这些都会消失不见。只有小孩和孩子气的大人记得这类事情。而后，在某个平常的日子，当你在糕饼店排队等候或吃着午饭时，这样一个人回过身来说：

    “昨晚雾角声把我从梦中唤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