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俱乐部里没有一张空椅子。钢琴曲子是陌生的，但十分好听，有一丝中国情调。也许是阿龙·阿夫夏洛莫夫新写的小品。杰克布·艾得勒到上海没几天就混进了阿夫夏洛莫夫家，白听了一场音乐会，白吃了一顿冷餐，之后便把这个犹太作曲家的作品介绍给了我。
走出餐馆我就觉得自己在等待什么。似乎彼得欠我一句话，我在等那句话。我把那个偷梁换柱的计划原原本本讲了一遍，一个细节都不马虎，总算达到了彼得的理想程度。他总该说点什么。他一句话也没说，我被自己的等待一直悬吊在半空。这是一件大事，天大的事，要置他人于死地，他怎么可能不说一句话呢？
我不是想要一个“谢谢！”或者“May，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救我，太难为你了”！
这些话都会文不对题。有一个人将为了他彼得的安全出逃而待在莫测的上海。不，远远不止这些；一个人在发现他的真情被一个女人践踏得稀烂之后，留在了举目无亲的上海。何止举目无亲，简直是敌意弥漫。一旦日本人发现他是交战国侨民，就会送他去郊外的集中营。街上一队一队，一车一车的占领军过往，奔向某个罪恶的目的地，一个个军帽下的脑瓜，运行着恶毒的念头……彼得逃亡的身后，被丢弃下来的这个人举目看去，原来这是一座对他充满不善的都市，茫茫的不善中，竟有一份来自他热恋的中国女子。
好了，杰克布·艾得勒被榨尽了价值，成了真正的人渣。
彼得至少该对这人渣说一句什么。
我的心慌慌的，就是等彼得的这句话。比如：May，我们对这位艾得勒先生缺乏公平。或者：以后怎样能偿还我们欠艾得勒的呢？我们欠他太多了。怎样才能得到他的宽恕呢？
整个一晚上，我听着钢琴曲和音乐中人们的低声交谈，其实一直在等彼得的一句话。哪怕说：可怜的家伙，算他倒霉，爱上你这小巫女！
彼得请我替他翻谱，我这才醒悟过来，果然是他要试奏他刚才即兴写的几个乐句。他的真实心情我不知道，但手指下的乐句在轻歌曼舞，是个心情不错的告白。我看着他认真、专注的侧影，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他替我翻谱一样注视他。这侧影很优美，没说的。我却好失望好失望。彼得怎么可以让我悬在等待中，就是不让那句话把我落实下来？
彼得弹得很出色，人们请他再弹两首曲子。他说了一句什么，周围哗啦啦地鼓起掌来。我发现一只手在捅我。彼得的手，人们是在冲我鼓掌。因为彼得刚才宣布那支钢琴小品是献给我的。
我受宠若惊，但我一直急不可耐等候的绝不是这句话。
杰克布一直没有回家，也没有任何消息，我的小继母这样告诉我。（那时候我当然还不知道杰克布已经进了桥头大厦的监狱）第二天下午，我教了一节课回来，听到的还是她这句禀报。家里又没小菜钱了。她羞怯地暗示我。
不久有电话打进来，找我的。我刚接电话，那边人诡秘地说：请等等，有位先生要跟你说话。我听见电话在两只手上交接了一番。
阿玫姐姐，你只管听，不要说话。世海在电话中用英文指示我。他的嗓音通过电缆传过来就露馅了，乳臭未干。阿玫姐姐，杰克布被日本人抓进去了。
我听自己说了一声“what？”
请不要插话，世海严峻地说。他现在给关在那座所谓的桥头大厦里。
到了一九四二年夏天，桥头大厦对谁都是个著名的所在。日本宪兵队用它关押收审抗日分子。
然后我便听说了杰克布·艾得勒事发的始末。他惹了一身祸，却跟他自身利益毫不沾边。
世海说：能不能请你去我家一趟？也许我爸爸能找到关系营救他。
我挂了电话就换衣服，换鞋子。一面飞快地想着父亲的一个姓刘的学生。那个学生的父亲在汪伪政府里做部长，不是教育部长就是司法部长。我打开皮鞋匠缝补过的小皮包，我发现里面的钱只够乘黄包车。我教钢琴课的课时费要到月底才能拿到。凯瑟琳跟着我乱转，问是不是杰克布有消息了。我跟她讲什么？什么也讲不清。我愣头愣脑地问：你还有多少钱？
做啥？凯瑟琳用应付查账的警觉口气说。
没啥。我没车钱了，给两个车钱来，马上还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