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不断有人抱怨，说我们没有实干的人；比方说搞政治的人很多；将军也很多；各种各样的主管人员，无论需要多少，立即可以要多少找到多少，可是实干的人却没有。至少大家都在抱怨没有。据说，在有些铁路上连像样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某家轮船公司要建立一套勉勉强强可以将就的管理班子，据说，怎么也做不到。你听说吗，在一条新开辟的铁路线上火车在桥上相撞还是翻车了；报上写着，火车差点在皑皑雪野上过冬，开了才几小时，在雪地里却停了五天。还有人说，九千普特的商品堆放在一个地方两三个月等待运发以至腐烂，据说（不过，这简直难以置信）。某个商人的雇员缠着主管人员，也就是某个站长，要求发运货物，可是站长不是发货是用刷耳光进行管理，而且还用“一时气急”来解释自己这种管理方式。似乎国家机关中的衙门多得想都不敢想；大家都供过职，大家都在供职，大家都有意供职，似乎，这么多的人才，怎么会组建不起一套像样的轮船公司的管理班子呢？
对此有时候得到的是极为简单的回答，简单得甚至叫人不相信这样的解释。确实，据说，我国大家都供过公职或正在供公职，这是按照最好的日耳曼的模式从远祖到后代已经延续了两百年的传统，但是担任公职的人却是最不实干的人，这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不久前，脱离现实，缺少实际知识在公职人员之间甚至几乎被认为是最高尚的美德和受推荐的理由。不过，我们白白议论了公职人员，我们想讲的其实是实干的人。这里没有疑问，胆小怕事、完全缺少个人的主动精神常常被我们认为是一个实干的人最主要和最好的特征，甚至现在还这么看。但是，如果认为这种意见是指责，又何必仅仅谴责自己呢？缺少独创性自古以来在全世界到处总是被看做一个干练、能干、实干所具备的第一品质和最好的推荐理曲。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这还是至少）抱有这种想法，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过去和现在经常持有另一种看法。
发明家和天才在开始自己生涯（也常常在生命结束）时几乎总是在社会上被视为不比傻瓜好多少的人，这可是最因循守旧的意见，太为众人所晓了。例如，几十年间大家都把钱拿到抵押银行里去，按百分之四的利息存到那里几十亿，那么，在没有抵押银行时，大家自然就只有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这亿万资金的大部分必然丧失在狂热的股票买卖中或者落到骗子手中，这甚至是符合体面和品行端正的要求的。正是品行端正的要求；既然品行端正的谨小慎微和体面的缺少独创性，按照公认的见解，在我国至今还是一个能干正派的人不可或缺的品质，那么突然发生改变就会是太不正派，甚至太不体面。比如，一个柔爱自己孩子的母亲，如果她的儿子或者女儿将来要稍稍越出轨道，她不会吓坏和吓出病来的：“不，最好还是幸福富足地过日子，不要独具一格”，每个母亲在摇蓝里自己的孩子时都这么想。我们的保姆在摇孩子入睡的同时，自古以来念念有词，轻声哼唱着：“日后一身金，官衔至将军！”就这样，连我们的保姆也认为将军衔是俄国幸福的极限，因而也是太平安康、美满幸福的最普遍的民族理想。事实是，考试及格、任职３５年，最后我们谁不能当上将军并在抵押银行里存上一笔钱呢？这样，一个俄国人几乎无须任何努力，最终就能得到能干和实干的人的称号。实质上，我国不能当将军的只有富于独创性的，换句话说，就是不安分的人。也许，这里有某种误解；但是，总的来说，这好像是正确的，我们的社会在确定实干家的理想时完全是对的。但是我们毕竟说了大多的多余话；其实，我们只是想就有关我们熟悉的叶潘钦一家做些说明。这些人，至少是这个家庭中最有头脑的成员，经常会对几乎是他们共有的上种家庭品质感到痛苦，因为这种品质与我们刚才所议论的美德是直接对立的。他们对事实并不完全理解（因为很难理解它），他们有时仍然怀疑，他们家里的一切似乎和人家不一样。人家家里平平稳稳，他们家里却别别扭扭；人家都沿着轨道滚动，而他们却时时跳出轨道；人家时时刻刻规规矩矩谨小慎微。而他们不是这样。确实，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甚至过分大惊小怪，但毕竟这不是他们渴念的那种世俗的规规矩矩的谨小慎微。其实，大概也只有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一个人在担忧不安：小姐们还年轻，虽然她们很有洞察力，对世事持讽刺的态度，而将军尽管也具洞实力（不过，颇为费劲），但在为难的情况下只会说：嗯，因此最后便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身上。所以，她也就肩负着责任。比方说，并菲是这个家庭有什么自己的主动精神或者自觉追求独特性而跃出轨道，那就完全是不体面的。噢，不！真正他说，丝毫没有这样的事，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自觉提出的目的，而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叶潘钦家虽然非常受人尊敬，但毕竟不像一般受人尊敬的家庭应该的那样。近来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开始把一切都归罪于自己一个人和自己那“倒霉的”性格，阿格拉娅更加深了她的痛苦。她自己时常痛骂自己是个“愚蠢的，有失体面的怪女人”，疑神疑鬼得自寻烦恼，经常心绪纷乱，在最平常的冲突中也会束手无策而且总是夸大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