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怎么了，先生，"他继续用轻率的口吻说，"您不懂得规矩吗？您找上什么了？您不知道办事的手续吗？办这种事，您得先向办事处递个呈文；呈文送到股长那里，再到科长那里，然后再转给秘书，秘书才把它交给我……""可是，大人，"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竭力鼓起他仅有的一点勇气，同时觉得已经浑身汗湿了，"我敢来麻烦您大人，因为秘书们那个……都是些不可靠的人。"
"什么；什么，什么？"要人说，"您哪儿来的这么大的胆子？哪儿来的这些想法？这些年轻人对长官和上司真是狂妄到了极点！"
要人似乎没有注意到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已经五十开外了。所以，如果他能称为年轻人，那除非是相对的，就是和七十岁的人比较来说。
"您知道这是跟谁在说话？您明白谁站在您的面前了，您明白不明白，明白不明白？我问您！"
说到这儿，他一顿脚，把嗓门提得这么高，即使不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也会害怕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就这样晕了过去，浑身发抖，摇摇晃晃，再也站立不稳，要不是看门的赶紧过来扶住他，他准会摔倒在地上；他几乎一动不动地被抬了出去。要人很满意效果甚至还超出意料之外，一想到他的话居然能使人失掉知觉，就更加陶醉起来，他斜眼望了望他的朋友，想知道他对这件事的反应，竟不无高兴地看到他也很不自在，甚至也开始感到了恐惧。
怎样从搂梯上下来，怎样走到街上，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点也不记得了。他的手脚都麻木了。他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这样厉害地被一位将车训斥过，并且还是一个陌生的将军。他张大嘴，辨不清人行道的高低，在遍街呼啸着的暴风雪中走去；风，按照彼得堡的惯例，从所有的胡同，四面八方向他吹来，转瞬间就吹得他扁桃腺发起炎来，等到他勉强走回家里，已经一旬话也说不出了；喉咙全肿了，躺在床上。一顿好骂，有时竟是这样厉害啊！第二天他发了高烧。由于彼得堡气候的慷慨的帮助，病情进展得比预期的更快，当医生赶到的时候，摸了摸脉门，除了开一张戳药的方子以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连这也只是为了让病人不至于受不到医术的恩惠罢了；然而立刻又宣布，顶多再过一天半，非完蛋不可，然后他对房东太太说："老太太，您不必白操心了，现在就给他预备一口松木棺材吧。因为橡木的他买不起。"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有没有听见这些在他是致命的话，如果听见了，这些话有没有对他发生惊心动魄的影响，他有没有惋惜他的薄命的一生这都无从知道，因为他一直在说胡话和发热。一幅更比一幅奇怪的景象不断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忽而看见彼得罗维奇，向彼得罗维奇定做了一件置有捉贼的机关的外套，他老觉得贼就躲在他床底下，并且时时刻刻叫房东太太把贼从他的被窝里拖出来：忽而问人家为什么把旧长衫挂在他面前，说他原是存件新外套的；忽而觉得他站在将军的面前，一边谨听严厉的训斥，一边喏喏连声他说：我错了，大人；最后，忽而撒野骂起街来，用了一些最难听的字眼；使房东老太婆甚至画了十字，她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听见他说过这样伪话，尤其这些字眼是直接紧跟在"大人"这个字后面的，再往后，他完全胡言乱语起来，叫人一点也听不明白了；只知道这些杂乱无章的胡话和思想，翻来覆去总离不了那件外套。最后，可怜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咽了气，无论是他的房间或者他的物件，都没有封存起来，因为一来没有继承人，二来剩下的遗产很少，不过是：一柬鹅毛笔，一帖公家的白纸，三双袜子，两三颗裤子上脱落下来的钮扣和那件读者已经熟知的长衫。谁得了这一切东西，只有天知道。老实说，连讲这个故事的人对这也不感觉兴趣。人们把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抬了出去，埋掉了。于是彼得堡就没有了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仿佛彼得堡从来就不曾有过他这个人似的。一个谁都不保护、不被任何人所宝贵、任何人都不觉得有趣、甚至连不放过把普通的苍蝇用钉子穿起来放在显微镜下面仔细察看的自然观察家都不屑加以一顾的生物，消失了，隐没了；这个生物顺从地忍受公务员们的嘲笑，没有做过任何非凡的事业就进了坟墓，然而无论如何，在他生命快结束之前，一个光辉的访客曾经借外套的形式闪现了一下，刹那间使他可怜的线命活跃起来，后来灾祸还是降临到他头上，正象降临到帝玉和世间的统治者头上一样……他死后过了几天，部里派了一个看门的到他家里来。带着叫他立刻，去办公的命令：说是长官要他去；可是，看门的不得不一无所得地回去，报告他不能再来了，对于质问"为什么？"是这样答复的："就因为他。已经死了，大前天把他埋掉的。"这样，部里的人才知道了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的死讯，第二天在他的座位上已经坐着一个新的官员，个子高得多，写的字母已经不是直体，却偏得多，歪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