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得很早。整整一夜，几乎每隔半小时，我就醒来一次，走过去看看我那可怜的小客人，仔细观察她的病情。她一直在发烧，迷迷糊糊，似乎在说胡话。但是快要天亮的时
候，地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我想，这是个好征兆，但是早上醒来后，我决定，趁这可怜的孩子浓睡未醒，快跑去清位大夫来。我认识一位大夫，是个独身的、好心肠的老头，
不知从何年何月起，他就住在弗拉基米尔街，他有个女管家，是德国人，两人住在一起，相依为命。我想去找的就是他。他答应十点钟上我那儿去。我去找他的时候才八点。我非
常想倾路去看看马斯洛博耶夫，但是转而一想又改了主意：他大概从昨天躺下后还没醒，再说叶莲娜可能会醒的，醒来后看不见我，却看见自己睡在我的房间里，说不定会害怕的。因为有病，她可能会忘记：她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跑到我这里来的。
正巧，我进屋的时候，她醒了。我走到她身边．小心翼翼地问道：她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好些了？她没有回答，但是却用那双会说话的黑眼睛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我从她
的目光中看到，她什么都懂，什么都记得。她之所以不回答我，也许是因为老习惯。无论是昨天还是前天她来看我的时候，对于我的某些问题，她都不置一词，仅仅用她那执着的
目光久久地看着我的眼睛，这目光中除了困惑和强烈的好奇以外，还有一种奇怪的自尊心。现在，我在她的目光中却发现一种刚烈，甚至好像不信任。我想伸过手去摸摸她的头，
看她是不是发烧，阻是她却默默地伸出自己的小手，把我的手轻轻推开了，接着便转过身子，面对墙壁，不再理我。为了不打扰她，我离开了她，走到一旁。
我有一个大铜壶。我早就用它来代替茶炊，用来烧水。我有木柴，看门人一下子给我背来了很多木柴，够烧四五天的。我点上炉子，弄来了水，坐上了铜壶。又在桌上摆上我
的茶具。叶莲娜向我转过身来，好奇地看着这一切。我问她要不要吃点东西？但是她又别转了身子，一言不发，不理我。
“她究竟为了什么事在生我的气呢？”我想，“这小姑娘也真怪！”
我认识的那位老大夫果然如约在十点钟来了。他用德国人固有的办事认真、仔细的态度检查了病人，说虽然病人在忽冷忽热，但是并没有特别的危险，这就使我大大地放了心。他又补充说，她想必有其他慢性病，比如心律失常这一类，“但是这点须要进行特别的观察和检查，现在她并无危险。”他给她开了点药水和药面，多半出于习惯，而不是出于
需要，并区立刻开始向我问长问短：她怎么会上我这里来的？与此同时，他又惊讶地打量着我的房间。这老头的话真多，把人烦死了。
叶莲娜对他的态度使他吃了一惊；他给她号脉的时候，她竟把手硬缩了回去，而且不肯把舌头伸给他看。他提了许多问题，她一句话也不回答，但是一直紧盯着他那挂在脖子
上、晃来晃去的很大的斯坦尼斯拉夫勋章①。“她的头一定很疼，”老头说，“但是瞻她那副模样儿！”关于叶莲娜的身世，我认为无须告诉他，只推托说来话长，支吾过去了。
“如果有事，通知我一下就成，”他临走时说，“而现在，并无危险。”
①挂在脖于上的应是颁发给沙俄文职官员的二等斯坦尼斯拉夫勋章。
我拿定主意要整天陪着叶莲娜，并且要尽可能少地把她一个人留下，直到痊愈。但是我知道，娜塔莎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在等我，因久候不至，她们一定十分焦急，因此我
决定写封信经由市邮局寄去，告诉她我今天不能去看她了。可是写信给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却不行。有一次娜塔莎病了，我曾经写过一封信告诉她，后来她亲自求我从今以后永远
不要再给她写信了。“老头一看到你的信就皱起了眉毛，”她说，“他很想知道信上说什么，但是，怪可怜见的，他又不好问，鼓不起勇气。因此一整天都闷闷不乐。再说，小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