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武夷山市找了家经济型酒店住了一晚。我仿佛想了一整晚，又或者是在梦里想，一个精神病院，除了医生护士和病人，还会有谁呢。
还会有谁呢？我刷牙漱口的时候继续想。想不出。
没人了呀，医院里可不就这么两种人——医生，病人。更何况精神病院是个封闭的空间，也没别人会往那里跑。
家属？我早就想过，也早就排除了。精神病院不像其它医院的住院部，探病的家属少，偶尔有来看看的，也呆不了多久就走，不可能知道内幕。
九点刚过，门铃就响了，是客房服务，来收拾房间的。我开门让他们进来，我还没想好要不要续住，因为我还没破解姜明泉的谜题。
酒店小，服务生态度倒还不错，手脚也麻利，只是越做越心慌，最后小姑娘还打碎了个杯子，手忙脚乱地收拾好退出去，临出门狠狠瞪了我一眼。
这不怪她，哪个女服务生被客人直愣愣盯几分钟，都受不了。
服务生把门关好，我一拍大腿，猜出来了！
就是服务生啊。或者说，是服务人员，比如看门的呀打扫的呀做饭的呀，这些工作，不可能由医护人员兼任。而这些人员，长时间在精神病院里，要说没自杀的人里有谁了解内情，就只有他们了。
我出门打了辆车，还是去赵村路。因为据我的经验，像这种远离城区的机构，多半会就近找服务人员。
也许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淡忘了十多年前，在城郊有这么一座精神病院。毕竟当年的连续自杀案件，为免造成恐慌，被有关部门强力弹压下来，知道的人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可是武夷山市精神病院所在的赵村，却没有人会忘记曾在这所医院里发生过的恐怖事件，村里的许多人，甚至在那一天亲眼目睹了吊死在窗户外的三个白大褂，也都看着警察是怎么从楼里抬出一具具尸体的，那一天的尸体啊，仿佛永远都抬不完。
所以我很容易地就验证了我的想法，精神病院的看门人、清洁工和厨师，的确是外请的，而且请的就是村子里的人，还就是一家人。老公当大厨，老婆搞清洁，老头子看门。
赵村人当然都姓赵，我依着指点，顺着赵村路往里走，走过空无一人的精神病院，再往里，有一圈农家小楼，从两层到四层楼不等。这一家是幢三层的房子，中等富裕程度。
差不多每家每户都养猪，猪圈就在楼前。我掩着鼻子走过去，院门开着，房子的正门也开着，正对着个大客厅。
我一眼望进去没瞧见人，敲了敲门，无人应。然后我才发现有个门铃，按下去，一串铃儿响叮当的乐曲响起，只是音色单调音量过大，听起来有些刺耳。
还是没有动静，但就这样闯进去，明显不妥。我站在门槛前，半个身子探进去，想把里面看看清楚，然后听见楼梯上有人的脚步声，连忙规矩站好。
一个干干瘦瘦的老头子走下来，神色抑郁，语气不善。
“你找谁？”
“这儿是赵权富家里吗？”
“你是谁？”
“你好，我是上海《晨星报》的记者，我想……”我话才说了一半，老头就飞快地把门关上了。
我愣在那儿，想不通这老头为什么对我这样抵触，连我的来意都不听，就把门关了。我搓了搓手，又轻轻敲敲门。
“走，没啥好问的，不接受采访。”老头的声音隔着扇门依然火爆，如果门开着，肯定得把唾沫星子吹到我脸上。
要不还是先走访一下赵权富的左邻右里，问问赵家如今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么抵触记者。
主意打定，我返身往邻家的楼房走去，再次掩鼻走过猪圈的时候，和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擦肩而过。她的目光在我脸上逗留了一会儿，而我似也觉得她有些面熟。又走了几步，我省起这条路是只通向赵权富家楼前的，回头一看，她果然停在了门口，正掏钥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