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隐达刚进办公室,《西州教育》编辑小李就送了最近这期杂志来。
这期的卷首语是关隐达亲自写的。他本不想凑这个热闹,可小伙子言辞恳切,推脱不过,就写了几句。
写好之后,又觉得用本名发表不妥,就用了个笔名:应答。
小刘直说关主任文笔太好了,提出的问题又深刻。
关隐达笑笑,并不多说。小刘走后,关隐达打开杂志,浏览了自己的文章。
题目是:《孩子,你快乐吗?》
儿子上初二了,眼看着就要考高中。他每天清早七点出门,晚上七点才能归家。匆匆吃过晚饭,又得做作业。总要忙到深夜,才能上床。见孩子如此辛苦,我干着急。我只能嘱咐孩子他妈,多给孩子弄些好吃的,别让他身体垮下去。
有次我同孩子讲到我的童年和少年,他很是神往。
我小时候很苦,但是快乐。我没好吃的,没好穿的,但是有好玩的。我有很多小伙伴,我们爬树抓乌,下河游泳,上山采蘑菇;我们夜里同邻村孩子两军对垒打仗,或是悄悄钻进甘蔗地里大饱口福;我们正月十三晚上摸黑偷别人家蔬菜煮年粑吃,那是我们老家最古怪最浪漫的乡俗。
据说那是贼的节日。大人小孩都兴冲冲地当回贼,图个好玩。那天晚上谁家蔬菜被偷了,不会生气。我小时候连贼都是有节日的,可我的孩子没有。他只有永远做不完的作业!只有没完没了的考试!
我们没有耐心等待孩子慢慢长大,我们不允许孩子自由成长,我们不给孩子失败的机会,我们不切实际地希望孩子总是最好的,我们用自己的梦想取代孩子的理想,我们甚至不让孩子有自己的向往。
我们没想过孩子还是童年或少年,急切地把很多大而无当的成人智慧塞给孩子。我们忘记了自己也有过童真和顽劣,过早地要孩子为未来预支烦恼。我们把未来描述成地狱,告诫孩子练就十八般武艺应付劫难。
我们也许因为自己卑微而饱受冷遇,便想把孩子培养成高贵的种类又去轻贱别人的卑微。我们对孩子的爱心不容怀疑,但也许我们只是把孩子当作资本在经营,希望获取高额回报。
有人对中日儿重作过对比调查。很多日本儿童说长大后想当名出色的工程师、教师、会计师甚至服装师、理发师;而我们中国孩子志向大得很,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市长、总经理或科学家。
但毕竟更多的人会成为普通劳动者,当市长和总经理的永远只能是少数。那么,我们在向孩子灌输美好希望的时候,其实早就为他们预备好了失望。于是更多的孩子便只能带着失望走向社会,他们也许终生都摆脱不了盘旋在头顶的劣等公民的阴影。
可是我们又不得不这样教育孩子。没有好的学业,就上不了好的大学,就不可能出人头地。我们担心孩子面临的依旧是个势利的社会,我们担心孩子遭遇的将是更激烈的生存竞争。
我真希望我的儿子像野草一样自己去长,却又怕他真的成了野草,被人踩在脚下。
我很想问问儿子:你快乐吗?可是我不敢问。我不知道怎样做父亲!
关隐达想不到自己四十多岁的人了,还写这种文字。儿子这一代,活得真没意思。他写这篇短文时,整个儿就是个慈父。
那个深夜,他胸口软软的,像是任何东西都塞得进去。他可怜孩子们,却束手无策。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不改变,教育模式就没法变。
关隐达放下杂志,打了孟维周电话:“孟书记,您上午有时间吗?我想来汇报一下。”孟维周也不问他有什么事,只说:“老关您来吧,我在办公室等您。”关隐达叫上车,不到十分钟,就进了孟维周办公室。孟维周亲自倒了茶,递上,问:“老关您有什么好事?”
关隐达说:“孟书记,我们教委班子几个人,分工都很细。我们业务部门不同别的部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不好把谁抽走。所以,我向市委建议,我们教委的同志就不要派到企业去了。”
孟维周说:“派干部去企业学习,是市委认真研究,慎重决策的。省委很支持我们的做法。各部门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老关,希望您支持我工作啊。”
关隐达笑道:“孟书记这么说,我就不安了。我不是不支持您的工作啊。教委都是业务型干部,组织上培养干部,是有目的性的。如果组织上决定把我们这位同志培养成经济管理型干部,我自然同意。但是,据我对这位同志的了解,他的长处在于教育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