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地铁车站不远的一个拐角处，一个老妇人在卖紫罗兰。她脸对着太阳，很有耐心地坐在一张帆布小凳上。我从她那里买了一束花，多给了她不少钱，没拿找头就离开了。我用戴在身上的胸外把花别在了外衣的前领上。不到晚上这些花就会枯死的，但我不在乎，它们至少现在是湿润的，鲜艳的，散发着甜甜的香味。它使我想起了斜坡上的那片林子，还有那条流经斜坡和花园的小溪，它两侧的堤岸幽深凉爽。
我又走在下午炎热、耀眼的大街上，但我直想跳，想跑，想不停地打转，拦下过路的行人告诉他们我的快乐，让他们和我一起跳。
“还有什么事让你焦虑的？”他问我。他的声音此刻又在我的耳边响起，很友好，很随意，也很实在。“除了还没有怀孕这一点，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不，”我说。“丝毫没有。”
因为确实没有什么让人焦虑的，有吗，确实没有吗？花圈带来的烦恼，低低的耳语声，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当那天晚上迈克西姆递给我弗兰克写来的关于科贝特林苑的那封信时，我就把那些微不足道的小插曲，那些我过于当真的幻觉从脑子里打发走了，我似乎看着它们从船舷旁掉进了黑沉沉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沉入了海底，从此以后再也不曾想起过。
“没有忧虑。”
“你饮食好吗——睡得怎么样——生活中的乐趣多不多——诸如此类的？”
“哦，是的。”我告诉了他科贝特林苑，还有花园，以及它们给我带来的快乐。他显得很高兴，点点头作了些笔记。我觉得他在称许我，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好像只要他觉得满意，他就会作出充满希望的判决，好像他的赞许能对我产生奇迹般的影响似的。
我很紧张，倒不是由于检查或那些提问——我对这种事情一直是很坦然的，我有一个非常开明的母亲——我紧张是因为这件事对我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我的命运好像被一根纤巧的细绳悬荡在这间暗淡、宁静的房间里，房间的天花板上已经长出了霉斑，窗户上挂着长长的窗帘，房间里还有一张煞有介事的办公桌。他一点也不心急，不时地思考着我说的话或作些笔记，这个时候房间里就寂静无声。
当我沿着宽敞的人行道经过装饰华丽的博物馆和布朗普顿奥拉托利会时，我一遍遍地回想着刚才的情形，像是看电影里一幕幕重放的画面，再多我也不会觉得厌倦，我要确确实实地让它留在我的记忆里。我知道自己是在街上，但我视而不见地听任自己去回想。
他靠在椅子背上，指尖抵着指尖。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很整洁，指甲也修剪得干干净净的，这是一双漂亮、招人喜欢的手。“当然，”他对我说，“什么事情都不能绝对肯定，这你也明白。那是人体内最精密、最敏感的组织结构——我常在想，它是不是也像其它器官一样，有时纯粹是运气在起作用。但你必须记住一点：自然力在庇护着你，那是一种十分强大的力量。她庇护着人类的生命——她要你有孩子——这是她所关注的。她要所有的人都能繁衍后代——这是她存在的理由。”
我想也许他以前也这么说过——也许他几乎每天都在这么说。然而我还是一字一句地听着，像是在静听神圣的判决，并且相信它是绝无谬误的。
“我想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我发现你一切都很正常——真的，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在其它方面都不存在怀不上一个孩子的理由，或许还能怀上好多个呢。当然，有些事情光凭这样一次随访还无法确定，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事情仍不顺利的话，我可以给你作进一步的诊断；但我觉得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我要你除了乐观还是乐观，别为它发愁就行了。香来你现在很幸福，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一切都会走上正轨的——用不了多久你会再来找我，到那个时候我就能证实你的好消息了，我敢肯定。”
我也这么想，真的，就是这么想的。他是那么的确信无疑，这一定是事实。
我突然感到又热又累，口也渴了起来。我走得太快了。我拦下一辆出租车，要它送我去皮卡迪利大街附近的一条大街，我知道那儿有一家清静的旅馆可以吃午茶的。我坐在汽车后排的座位上，闻着紫罗兰幽幽的清香。这香味将永远和今天这个日子连在一起，和这份自信和新的开端连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