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朵夫（卷五　节场 第一部）(14)

    人家还想逗他辩论；他却拧着眉毛，把肘子撑在桌上，又羞又愤，不理睬了。直到晚餐终席，他一声不出，只顾着吃喝。他酒喝得很多，跟那些沾沾嘴唇的法国人完全不同。邻座的人不怀好意的劝酒，把他的杯子斟得满满的，他都毫不迟疑，一饮而尽。虽然他不惯于饱餐豪饮，尤其在几星期来常常挨饿的情形之下，他却还支持得住，不至于象别人所希望的那样当场出彩。他只坐着出神；人家不再注意他了，以为他醉了。其实他除了留神法语的对话太费劲以外，只听见谈着文学也觉得厌倦：——什么演员，作家，出版家，后台新闻，文坛秘史，仿佛世界上就只有这些事！看着那些陌生的脸，听着谈话的声音，他心里竟没留下一个人或一缕思想的印象。近视的眼睛，茫茫然老是象出神的模样，慢慢的望桌子上扫过去，瞅着那些人面又似乎没看见。其实他比谁都看得更清楚，只是自己不觉得罢了。他的目光，不象巴黎人或犹太人的那样一瞥之间就能抓住事物的片段，极小极小的片段，马上把它剖析入微。他是默默的，长时间的，好比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人物的印象，把它们带走。他似乎什么都没瞧见，什么都想不起。过了很久，——几小时，往往是好几天以后，——他独自一人观照自己的当口，才发觉原来把一切都抓来了。

    当时他的神气不过是个蠢笨的德国人，只管狼吞虎咽，唯恐少吃了一口。除了听见同桌的人互相呼唤名字以外，他什么也没听到，只象醉鬼一样固执的私忖着，怎么有这样多的法国人姓着外国姓：又是法兰德的，又是德国的，又是犹太的，又是近东各国的，又是英国的，又是西班牙化的美国姓……

    他没发觉大家已经离席，独自坐在那里，想着莱茵河畔的山岗，大树林，耕种的田，水边的草原，和他的老母。有几个还站在饭桌那一头谈着话，大半的人已经走了。终于他也决心站起，对谁都不瞧一眼，径自去拿挂在门口的大衣跟帽子。穿戴完毕，他正想不别而行的时候，忽然从半开的门里瞧见隔壁屋里摆着一件诱惑他的东西：钢琴。他已经有好几星期没碰过一件乐器了，便走进去，象看到亲人似的把键子抚弄了一会，竟自坐下，戴着帽子，披着外套，弹起来了。他完全忘了自己在哪儿，也没注意到有两个人悄悄的溜进来听：一个是西尔伐·高恩，极爱好音乐的，——天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完全不懂，好的坏的，一律喜欢；另外一个是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他倒比较简单，对音乐既不懂也不爱，可是很得劲的谈着音乐。原来世界上只有一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东西的人，思想才最自由；因为这样说也好，那样说也好，他们都无所谓。

    丹沃斐·古耶是个胖子，腰背厚实，肌肉发达，黑胡子，一簇很浓的头发卷儿挂在脑门上，脑门铺有些粗大的皱痕，却毫无表情，不大端正的方脸仿佛在木头上极粗糙的雕出来的，短臂，短腿，肥厚的胸部：看上去象个木商或是当挑夫的奥弗涅人。他举动粗俗，出言不逊。他的投身音乐界完全是为了政治关系；而在当时的法国，政治是唯一的进身之阶。他发见跟一个当部长的某同乡有点儿远亲，便投靠在他门下。但部长不会永久是部长的。看到他的那个部长快下台的时候，丹沃斐·古耶赶紧溜了，当然，凡是能捞到的都已经捞饱，特别是国家的勋章，因为他爱荣誉。最近他为了后台老板的劣迹，也为了他自己的劣迹，受到相当猛烈的攻击，使他对政治厌倦了，想找个位置躲躲暴风雨；他要的是能跟别人找麻烦而自己不受麻烦的行业。在这种条件之下，批评这一行是再好没有了。恰好巴黎一家大报纸的音乐批评的职位出了缺。前任是个颇有才具的青年作曲家，因为非要对作品和作家说他的老实话而被辞掉的。古耶从来没弄过音乐，全盘外行：报馆却毫不踌躇的选中了他。人们不愿意再跟行家打交道；对付古耶至少是不用费心的：他决不会那么可笑，把自己的见解看做了不起；他永远会听上面的指挥，要他骂就骂，要他捧就捧。至于他不是一个音乐家，倒是次要的问题。音乐，法国每个人都相当懂的。古耶很快就学会了必不可少的诀窍。方法挺简单：在音乐会里，只要坐在一个高明的音乐家旁边，最好是作曲家，想法逗他说出对于作品的意见。这样的学习几个月，技术就精通了：小鹅不是也会飞吗？当然，这种飞决不能象老鹰一样。古耶大模大样的在报纸上写的那些胡话，简直是天晓得！不管是听人家的话，是看人家的文章，都一味的缠夹，什么都在他蠢笨的头脑里搅成一团糟，同时还要傲慢的教训别人。他把文章写得自命不凡，夹着许多双关语和盛气凌人的学究气；他的性格完全象学校里的舍监。有时他因之受到猛烈的反驳，便哑口无言，装假死。他颇有些小聪明，同时也是鄙俗的伧夫，忽而目中无人，忽而卑鄙无耻，看情形而定。他卑躬屈节的谄媚那班"亲爱的大师"，因为他们有地位，或是因为他们享有国家的荣誉（他认为估量一个音乐家的价值，这是最可靠的方法）。其余的人，他都用鄙夷不屑的态度对付；至于那些饿肚子的，他就尽量利用。——他为人的确不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