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朵夫(卷五 节场 第一部)(31)
时间:2023-01-19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罗曼·罗兰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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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伪君子》为莫里哀的喜剧;《费德尔》为拉辛的悲剧。
②克莱斯特为十八世纪德国戏剧家,格里尔帕策尔(奥),赫贝尔(德),史特林堡(瑞典),均十九世纪戏剧家。洛普(西班牙),嘉台龙(西班牙),为十七世纪戏剧家。
③奥依哀(1820—1889)为十九世纪后期以中产阶级为主要观众的戏剧家,当时与小仲马分庭抗礼。
④《哈姆莱特》由多玛谱成歌剧,由加勒与巴普哀二人编歌词。首次于一八六八年在巴黎公演。
可是二十年来,也有人干着革新戏剧的工作;狭窄的巴黎文坛范围扩大了,它装着大胆的神气向各方面去尝试。甚至有两三次,外界的战斗,群众的生活,居然冲破了传统的幕。但他们赶紧把破洞缝起来。因为他们都是些娇弱的老头儿,生怕看到事实的真面目。随俗的思想,古典的传统,精神上与形式上的墨守成法,缺少深刻的严肃,使他们那个大胆的运动无法完成。最沉痛的问题一变而为巧妙的游戏;临了,一切都归结到女人——渺小的女人——问题上去。易卜生的英雄式的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福音书》,尼采的超人哲学,到了他们江湖派的舞台上只剩下那些巨人的影子,可笑而可怜!
巴黎的作家花了不少心血要表示在思索一些新的事情。骨子里他们全是保守派。欧洲没有一派文学象法国文学那样普遍的跳不出过去的樊笼的:大杂志,大日报,国家剧场,学士院,到处都给"不朽的昨日"控制着。巴黎之于文学,仿佛伦敦之于政治,是防止欧洲思想趋于过激的制动机。法兰西学士院等于英国的上议院。君主时代的制度对新社会依旧提出它们从前的规章。革命分子不是被迅速的扑灭,就是被迅速的同化。而那些革命分子也正是求之不得。政府即使在政治上采取社会主义的姿态,在艺术上还是闭着眼睛让学院派摆布。针对学院派的斗争,大家只用文艺社团来做武器;而且那种斗争也可怜得很。因为社团中人一有机会就马上跨入学士院,而变得比学院派的人更学院派。至于当先锋的或是当后备员的,又老是做自己集团的奴隶,跳不出一党一派的思想。有的是囿于学院派的原则,有的是囿于革命的主张:归根结蒂,都是坐井观天。
为了要使克利斯朵夫提提精神,高恩预备带他到一种完全特殊的——就是说妙不可言的——戏院去。在那边可以看到凶杀,强xx,疯狂,酷刑,挖眼,破肚:凡是足以震动一下太文明的人的神经,满足一下他们隐蔽的兽性的景象,无不具备。那对于一般漂亮女子和交际花尤其特具魔①力,——她们平时就有勇气去挤在巴黎法院的闷人的审判庭上消磨整个下午,说说笑笑,嚼着糖果,旁听那些骇人听闻的案子。但克利斯朵夫愤愤的拒绝了。他在这种艺术里进得愈深,觉得那股早就闻到的气息愈浓,先是还淡淡的,继而是持久不散的,猛烈的,完全是死的气息。
豪华的表面,繁嚣的喧闹,底下都有死的影子。克利斯朵夫这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开始就对某些作品感到厌恶。他受不了的倒并非在于作品的不道德。道德,不道德,无道德,——这些名辞都没有什么意义。克利斯朵夫从来没肯定什么道德理论;他所爱的古代的大诗人大音乐家,也并非规行矩步的圣人;要是有机会遇到一个大艺术家,他决不问他要忏悔单②看,而是要问他:“你是不是健全的?”——
①指巴黎的大木偶戏院,创立于一八九七年,所演的戏不是专门逗笑的,就是极端恐怖的。
②旧教惯例,凡教徒向教士忏悔后,教士予以书面证明,称为忏悔单。法国习惯,凡教徒结婚时,须向本堂神甫缴验忏悔单。
关键就在于这"健全"二字。歌德说过:“要是诗人病了,他得想法医治。等病好了再写作。”
可是巴黎的作家都病了;或者即使有一个健全的,也要引以为羞,不让别人知道他健全,而假装害着某种重病。然而他们的疾病所反映于艺术的,并不在于喜欢享乐,也不在于极端放纵的思想,或是富于破坏性的批评。这些特点可能是健全的,可能是不健全的,看情形而定;但绝对没有死的根苗。如果有的话,也不是由于这些力量本身,而是由于使用力量的人,因为死的气息就在他们身上。——享乐,克利斯朵夫也一样喜欢。他也爱好自由。他为了直言不讳的说出他的思想,曾经在德国惹起小城里的人的反感;如今看到巴黎人宣传同样的思想,他反倒厌恶了。思想还不是一样的思想?可是听起来大不相同。以前克利斯朵夫很不耐烦的摆脱古代宗师的羁轭,攻击虚伪的美学,虚伪的道德的时候,并不象这些漂亮朋友一般以游戏态度出之;他是严肃的,严肃得可怕;他的反抗是为了追求生命,追求丰富的,藏有未来的种子的生命。但在这批人,一切都归结到贫瘠的享乐。贫瘠,贫瘠。这就是病根所在。滥用思想,滥用感官,而毫无果实。那是一种光华灿烂的,巧妙的,富有风趣的艺术;——当然是一种美的形式,美的传统,外边冲来的淤沙淹没不了的传统;——一种象戏剧的戏剧,一种象风格的风格,一批熟练的作家,很能写文章的文人;——是当年很有力量的艺术与很有力量的思想的骨骼,相当美丽的骨骼。可是也仅仅限于骨骼。铿锵的字眼,悦耳的句子,空空洞洞的互相摩擦的观念,思想的游戏,肉感的头脑,长于推理的感官;这一切除了自私自利的供自己享乐以外,毫无用处。那简直是望死路上走。而这个现象,和法国人口激减的情形相仿,是全欧洲不声不响的看在眼里而私心窃喜的。多少的聪明才智,多少的细腻的感觉,都浪费于无用之地,虚耗于下流可耻之事。他们自己可不觉得,只嘻嘻哈哈的笑着。但克利斯朵夫认为差堪安慰的也只有这一点:这些家伙还能够痛痛快快的笑,究竟不能算完全没希望。他们装做正经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倒更不喜欢他们了;他觉得最难堪的,莫过于那些文人一边把艺术当作寻欢作乐的工具,一边自命为宣扬一种没有利害观念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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