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书·母子情(8)

　　我知道信心和激情是点燃儿子生命之火的源泉，所以不管多难，我每天都强迫自己笑。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会笑了，怎么对着镜子笑，都像哭。好几次，我对着镜子练笑时，居然练哭了！我必须笑，我不能哭，我必须在推开儿子病房门的第一时间，让儿子看到的是我的笑。我的笑是儿子的第一缕阳光，第一剂良药，他会因此而受到感染，因此而高兴快乐！
　　儿子也慢慢地变得乐观了。尽管训练那么残忍，尽管训练过程中他痛得血泪横流，回到病房时，他的脸上始终挂满了笑。
　　他把我们的训练称为长征。每次训练开始时，他就叫：“妈妈，出发了，继续长征！”
　　大家都笑了，问：“小家伙，还有多少公里？”
　　嘉鹏说：“不多，还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公里。”
　　大家又笑：“人家长征都是自己走，你怎么要妈妈搀着呢？”
　　嘉鹏说：“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么。我的年龄不够，所以毛主席语录第224条指出：王嘉鹏同志长征可以由他妈妈陪着。”嘉鹏学的是湖南腔，把病友门逗得快乐地大笑。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这五年里，我儿子看到了太多的苦难与生死。所以，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生与死后，他也慢慢地明白了活着的可贵，懂得了生命的重要，他学会了珍惜生命珍惜自己，学会了改变命运改变自己。
　　别看我儿子现在这么聪明，还考取了国外的研究生，你知道吗，那场空难，让他不仅变成了高度残疾，还差点变成了傻子！
　　我们刚转院到博爱医院时，我儿子的大脑也因出血严重而变成了交通性脑积水。交通性脑积水跟脊椎损伤一样，也是目前还没有攻克的顽症。脑积水的严重后果，一是智商大幅度降低，二是导致更严重的残疾。我当时听了浑身发冷，医院里又恰恰住着这样一位因脑积水而痴呆和瘫痪的病人！
　　那时，我儿子把儿时的记忆全忘了。
　　为了给儿子恢复记忆，我和医生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想到的是教他背英语单词。但是一天只两个单词他都记不住，太难了！为了不让儿子知道他几乎变成了傻子，我和医生都瞒着他，不说他大脑有问题。药瓶上写有药物功能的商标，我们也把他撕去了。我们就是每天教他背英语单词。一个记住了，两个记住了，慢慢地很多单词都记住了。这医院里的医生都是高才生，都会英语，他们就成了孩子的业余辅导老师，每天都用英语跟孩子对话。孩子的兴趣也空前高涨。他把学英语当成了与脑积水斗争的最好武器和最大乐趣。
　　孩子从小就爱学习，成绩好，现在见他学英语这么带劲，我又想了很多。我想，做母亲的尽管愿意伺候儿子一辈子，但那不是疼爱孩子的最好办法和方式，最好的办法和方式，应该是给他一根人生的根拐杖，让他自己走；给他一双人生的翅膀，让他自己飞。既然他对学英语有了这么大的兴趣，我就要让他的这种兴趣成为他的一种旺盛的热情，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成为一种前进的动力。
　　于是我又让他再接再厉地学小学中学的其它课程。我每天都表扬他，鼓励他。我请医生和病友也每天都表扬他鼓励他。让学得更有信心，更有滋味。因为我知道，正在成长的孩子最喜欢的是你对他的认同，最喜欢的是你对他的赞美和表扬。越赞美表扬就越有信心和劲头。“嘉鹏，又学了这么多啊，了不起！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呢！”“嘉鹏，这个问题好难呢，我上学的时候，用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你一下子就明白了，将来肯定会考取大学！你看叔叔这么笨都考取了，我们的小嘉鹏更不用说了！”“嘉鹏妈妈，你现在就得给嘉鹏准备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费啰！”
　　叔叔阿姨们的表扬和鼓励，让儿子整天都心里美滋滋的，越学越有劲。一位自愿给他补课的奶奶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我没见过学习这么拼命的孩子！”
　　孩子真的是沉醉在知识的海洋中去了。他在学习中的确找到了乐趣，找回了信心，找回了人生的坐标和尊严。他见人就请教，见缝就插针，他把学习当成了娱乐的最好方式，当成了治病的最好药方。他说他学习时，的确有时候不知道痛苦了。
　　白天病房里人多，他就滑着轮椅到外面去看书，晚上趴在床上继续学。因为趴着看书，腹部的压力大，肚子经常疼痛难忍，他就歇息一会儿。医院晚上10点清房息灯。他就在外面的大厅里看。为了既不影响训练又不耽误学习，他把自己锁在站柜里，一边练站功一边看书学习。一般人在柜子里站不了多久，他却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有了方向和动力，就有了无穷的力量和希望。
　　就这样，他在五年里学完了高中的所有课程，熟练地掌握了电脑，并能十分流利地与外宾对话！
　　成功是为那些矢志为学的苦孩子准备的，是为那些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1997年，也就是嘉鹏空难后的第四年，嘉鹏被北京市残疾人篮球队和游泳队双双看中。凭着对水的特殊感情，嘉鹏选择了游泳队。他由一个大小便都失禁三年的截瘫患者，成了一名残疾人运动员。
　　1998年，他以全世界第一的成绩，考取了挪威世界联合学院！这是一所世界红十字协会主办的、闻名世界的大学，只在86个国家招生，一个国家只招一人！我的儿子荣幸地金榜题名！我的儿子终于凤凰涅槃了！
　　
　　王嘉鹏从挪威发来的电子邮件：
　　考上挪威世界联合学院，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1997年初，挪威的松娅王后访问中国时，参观了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在参观了博爱医院后，她表示，愿意为中国的残疾事业培养一名人才。王后是个言而有信的人。8月，考试通知就贴在博爱医院的大门口了。要求是相当于高中毕业、英语达到中级 、会电脑、生活能自理的肢残学生，当时所有的医务人员和病友都鼓励说：“嘉鹏，努力啊，这个机会简直就是为你准备的！”
　　在成千上万的考生中，我和其他三位脱颖而出。一位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大二学生，一位是荣获北京十佳残疾青年的中考生，一位是应届高中生。四人中，我年纪最小，伤残最重。
　　我知道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但不知为什么，我那几天感觉特别好，特别自信，我就认为非我莫属。看着妈妈紧张的眼神，我极为自信的说：“妈妈，看我的！”
　　复试时，我是最后一个。三位外籍考官，三位中国考官。考官说：“若英文回答不上来，可用中文回答。”我很自信的说：“既然考外国的大学，我就用外语回答。”说得考官开心地笑了。他们轮番提问，我都从容对答。一位考官忽然问：“学院因为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经常举办论坛，如果有同学不了解你的国家，对你的国家产生偏见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