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6节生命不会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
中国人必须有能力、有胆量说真心话、说老实话，洗清涂抹在事实头上的任何东西，不管它是污垢，或是脂粉。
有一种真话是人所需要的，它以羞耻的火焰烧掉人心头的污秽和庸俗——这就是真话万岁！
德国诗人海涅有一句名言：“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确实，从心底最深处的索求来说，谎言是人人憎恶的。但真实的人生，却将人们一步步地逼进了谎言的深渊。大家都学着说假话、套话，没有人从心底里相信它们，却又不得不用它们来相互敷衍。自己说得累，别人听得也累，却又无可奈何。
说真话会得罪人，甚至还可能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搭进去。柏杨先生深知此理，却仍然坚持做一个敢于讲真话的人。世人对柏杨的非议很多，但他却坚持用犀利的笔锋，写出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甚至不惜以《丑陋的中国人》如此惊心的笔触，来唤醒人们沉睡的心灵。
虽然他的人生中有太多的坎坷与磨难，都是因说真话而引起，而且他也深知这些是为说真话所付出的“代价”，但他却丝毫未被吓倒，仍然不曾放弃说真话。
人们渴望真话，却又担心因此而遭受折磨，因而，说真话成了这个世上最需要勇气的一件事情，说真话者便是大丈夫真君子，尤其是在环境非常不利的情况下，还能正视事实与真相，这种大智大勇绝非一般的凡夫俗子所能做到的。
季羡林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敢讲真话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有时甚至需要极硬的‘骨气’。历史上，因为讲真话而受迫害者，遭厄运的人数还少吗？”柏杨是其中之一，司马迁也是其中之一。
公元前九十九年夏，汉武帝亲自布置出战匈奴的方案，由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主力西行，骠骑都尉李陵率五千将士直奔单于王庭。孤军深入的李陵，虽杀敌无数，终因寡不敌众而被迫降于匈奴。
千百年来，誓死不降已经成了人们心中战败的唯一结局，因而李陵投降而不是用自杀来表示忠心，使汉武帝刘彻龙颜大怒。朝中的大臣们也纷纷落井下石，火上浇油地说李陵的坏话。他们群情激奋，亦不忘要听听司马迁的看法。
司马迁站出来，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甚至还安慰刘彻说：“李陵虽然兵败陷身匈奴，看他的心意，将要等到合适的时机报效汉朝。事情已经无可奈何，他消灭了那么多敌军，这战功也足能显示给天下了。”司马迁所言句句属实，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在汉武帝听来，这无疑是在说他用人不当、指挥失误。
司马迁的话深深地刺痛了刘彻，于是一个“诬罔”的罪名就这样扣到了他的头上。从此，他开始了两年的囚犯生活。两年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但却足以让一个人历经人世间最痛苦的折磨。在这两年期间，司马迁被施以宫刑，从一个大夫转而成为一个阉人，这是说真话的代价，身心的伤痛已经无法愈合，但却未能改变司马迁说真话的坚持。他继续着他未完成的事业——《史记》，他仍然用“太史公曰”表达着自己的意见，仍然在为说真话而努力奋斗。
在特殊的环境之下，如果没有对信念的绝对坚持，没有对真理的执著追求，没有对黑暗势力的对抗决心，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敢于说真话的。就像布鲁诺为了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甘心赴死，说真话是敢于尊重事实、追求真理的品格之所在，见识之所在，力量之所在，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
我们需要这样的力量，需要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去面对和陈述事实。柏杨先生曾说：“中国人必须有能力、有胆量说真心话、说老实话，洗清涂抹在事实头上的任何东西，不管它是污垢，或是脂粉。”
在面对真与假的抉择时，在即将被谎言俘虏时，及时地提醒自己，要洁身自好，要敢于正视事实，敢于用言语描述真实。当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多时，人们便能轻松自如地坦然表达自己的心意，无需再拐弯抹角，更不用绞尽脑汁去思考、琢磨。那些覆盖在事实头上的污垢与脂粉，便会在人们的言语中瞬间化为乌有，如“皇帝的新装”在孩童说出真相之时顿时现出原形。
“有一种真话是人所需要的，它以羞耻的火焰烧掉人心头的污秽和庸俗——这就是真话万岁！”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事实的真相，不仅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