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骗你（第十六章）(3)

　　我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感情极其复杂，有恨、有爱、有悲悯。中国官场毕竟是精英荟萃之所，当然其中也有丑陋的物种，他们构成奇特的社会生态圈，主宰着芸芸众生。生活并没有给我太多的乐观，但生活毕竟需要希望。于是我在关隐达身上寄予颇多。正如一位论者评论的，关隐达这个人物正如他的名字，包含着隐与达的矛盾。作为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才子，他本能地会追求一种隐的生活美感；而血性男儿的功业抱负必然又使他向往着达。达与隐不可兼得。这就使得关隐达在官场中总是陷入一种尴尬。现实智慧终于让关隐达在达与隐之间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然而，无论是隐是达，都不可能是关隐达的自主选择。他的命运沉浮主宰在一只看不见的手里。他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也就能在无可奈何的喟叹中顺应那只手的操纵。他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调整好自己在这只巨掌中的姿势而已。这是一个叫我心头隐隐作痛的人物，就像自己的兄弟，我期盼着他仕途顺畅，然而心里早就知道他的官场命运不会太好。可我最后还是让他有了个看似不错的结局，他意外地被人民代表推上市长位置。我不惜破坏真实逻辑，因为我知道从处级干部是不可能连越两级登上市长宝座的。但我固执地用所谓艺术真实的经典教义安慰自己，硬着头皮如此写了。我祈望这不仅仅只是艺术真实。

　　故事本不用编的——《编个故事》创作谈王跃文

　　王小波有句话，我听了背膛发寒。他说中国是发生小说的地方，却不是写小说的地方。比小说更精彩的故事天天都在发生，哪用作家们去编？拙作《编个故事》，本想荒唐地编来，却都不是玩话。

　　都说电脑的操作知识是“二进制”，“会”或是“不会”。官场更多的却是“一进制”，只能说“是”。比方说在领导面前，你若总是说“不是”，准没好果子吃。我天生就是个“领导观念”极为淡薄的人，人们司空见惯的所谓“尊重领导”，我就颇为质疑。我没见过哪个文件或法律上规定下级必须尊重上级，而这却似乎是官场铁律。我虽然迂阔，却并不是凡事都去翻书的人。只是耳闻目睹了很多所谓领导，并不值得尊重。就像眼镜不等于知识，秃顶不等于智慧，修养差不等于性子直，肚子大不等于涵养好，官帽子高并不一定就等于德才兼备、令人尊重。近年来倒了很多大贪或大大贪，他们八面威风的时候，一定早有人看透了他们，并不从心眼里尊重他们，只是他们掌握着别人的饭碗，人家奈何不了他们。往深了说，尊重领导，骨子里是封建观念。因为笼统地说尊重领导，往下则逐级奴化，往上的终极点就是个人崇拜。人与人之间，当然是相互尊重的好，但值得尊重的是你的人品和才能，而不是你头上的官帽子。当初我侧身官场，在所谓领导面前，我可以服从他们，却不一定尊重他们。想赢得我的尊重，得看他们自己的德行。

　　我们平头百姓，只是官场的看客，奈它不得的。官场该如何时便如何，且不去管它。只是这社会的角角落落，如果也越看越像官场，麻烦就大了。举个例子，机关或学校食堂大师傅卖菜，手持菜勺总是抖个不停，你若是他的熟人，手立马不抖了；又比如，公共车的售票员，见了熟人居然非常慷慨，不要他买票。食堂大师傅和公共车售票员手中的权力实在小得可怜，却也能以权谋私。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城市里的所谓“穴居族”（寄身城市地下管道或废井的流浪汉）的报道，发现这群人的内部结构、游戏规则竟同官场惊人地相似：有拉帮结派，有勾心斗角，有吹牛拍马，有请客送礼，甚至还有个人崇拜。

　　那么，我看到大桥下面修车的师傅，自然会想到官场了。况且师傅又那么像官员，口才出奇地好，戴着眼镜，留着大背头，居然还气宇轩昂。天下很多官员同大桥下面的那位修车师傅，只要换一下行头，保证看不出谁是谁。

　　我自然知道，这些都只能是我的迂腐之论。生活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行进，没谁有工夫同你讲道理。作家们也不必管有没有人同你讲道理，写自己的小说吧。但如果作家以为自己的创作可以发挥多大的功用，甚至匡时济世，那又迂了。小说就是小说。

　　关于《夜郎西》——《夜郎西》创作谈王跃文

　　每发一篇小说，总有些很好的朋友问我：听到什么反响了吗？朋友们的所谓反响，说得含混，我也只好含混地笑笑。哪能指望一篇小说一定得有什么反响？我从来没这么自恋。不过去年的《今夕何夕》，偶有官场外的人看到了，就说写得太真实，也太骇人了；而官场里面的人看了则不以为然，说现实比我的小说更骇人，我写得有些“小巫见大巫”。其实，不管大巫小巫，我想都有写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