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第三部 盖尔芒特家那边 （第2节））(4)

    “看来，可怜的小家伙，您是看不上这个漂亮的旅馆罗，瞧您脸色多么苍白。我真象一个不近情理的人，给您谈什么地毯之类的，您哪有心思去欣赏这些东西。您要住的那个房间我很熟悉，我个人觉得它很舒服，但我也知道您很敏感，您的感觉跟我的不一样。可不要认为我不理解您，我们两人的感觉是不一样，但我能理解您。”

    一名士官在院子里驯马，正忙着教马跳跃，士兵向他行礼，他也不还礼，可是谁要是挡了他的路，他就破口大骂。这时，他朝圣卢笑了笑，发现圣卢在和一个朋友说话，便打起招呼来。可是他的马发开了脾气，兀立嘶叫。圣卢扑上前去，抓住缰绳，把马制服后，又回到我的身边。

    “是的，”他说，“我向您保证我是了解您的，您的痛苦也就是我的痛苦。我想，”他接着又说，一面亲切地把手放到我肩上，“要是我能呆在您身边，和您痛痛快快地聊上一夜，也许能使您减轻一些痛苦。我一想到不能这样做就心里难过。我可以借给您很多书看，不过，象您现在这样的心情，是不可能读书的。可惜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找人来替我值班了，我连着请了两次假，因为我的女朋友来了。”

    他皱了皱眉头，因为他在爱情上遇到了麻烦，也因为他在苦思冥想，就象一个医生，想找一副良药为我医治病痛。

    “快去给我房间生火，”他看到一个士兵过来，吩咐道。

    “喂，快跑，抓紧点！”

    说完，他又转向我，单片眼镜和近视目光都表露了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真没想到您会到这里来，到这个我对您朝思暮想的军营里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是不是在做梦？说真的，身体怎么样？比过去好些了吗？呆会儿您给我好好讲一讲。上我寝室去，别在院子里呆久了，这里的风太大，我无所谓，可您刚来，不习惯，我怕您会着凉。书呢？开始写了吗？没有？您太怪了！要是我有您这样的禀赋，我相信我会从早写到晚的。您觉得什么事也不做更快活。象我这样的平庸之辈总想写些什么，而那些能干的人却不愿意写，这真是莫大的不幸！瞧我只管说，忘了问您外祖母大人的情况了。她那本蒲鲁东①一直不离我的身边。”——

    ①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这里系指蒲鲁东的著作。

    一个身材魁伟、英俊威武的军官庄重而缓慢地走下楼梯。圣卢朝他行礼。当他把手举到帽沿的时候，他那总是扭动着的身躯暂时静止不动了。可他举手的动作是那样匆忙，那样用力，挺身的动作是那样急促，礼毕后放下手的动作又是那样突然，使得肩膀、腿和单灯眼镜都改变了位置。因此，这一时刻与其说是静止的，倒不如说是颤动而紧张的，那些刚刚完成的和即将开始的过于频繁的动作，在这紧张一刻互相抵消了。然而，那位军官没有朝我们走来。他镇静、庄重、和蔼可亲，具有皇家风度，一句话，与圣卢完全相反。他也把手举向帽子，但他从容不迫，不慌不忙。

    “我要跟上尉说句话，”圣卢低声对我说，“请您到我房里去等我，四楼右边第二个门，我待会儿就回去。”

    说完，他疾步朝上尉走去，单片眼镜在他眼前晃动。上尉庄重而缓慢地走着，这时有人给他牵来了马，上马前他下了几道命令，手势显示出一种矫揉造作的高雅，好象是在哪张历史画卷上学来的，仿佛即将奔赴第一帝国的战场，其实他是回家去，回到他在东锡埃尔市租的房子去。房子坐落在一个广场上。就好象是未卜先知，对这个拿破仑式的人物嘲弄似的，这个广场命名为共和广场。我上了楼梯，梯级上钉着大头圆钉，每走一步都差点滑倒。我看见几间寝室，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两排床和背包，墙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有人给我指了圣卢的房间。我在紧闭的门扉前站了一会儿，因为我听见里面有动静。有人在移动一件东西，碰翻了另一件。我觉得房间不是空的，里面有人。其实是壁炉里刚生的火在燃烧。它一刻也不安宁，笨手笨脚地移动着木柴。我推开门，走了进去。火把一根木柴推到一边，让另一根冒起了烟。它不动时，也会象粗俗的人那样，时时刻刻发出吱吱声；从我看到冒出火苗时起，我就听到了火的声音；但是，如果我在墙外，我肯定会以为有人在擤鼻涕，在走路。最后，我在房里坐了下来。十八世纪的浅底花绸和德国深色布做成的帷幔，使圣卢的卧室免受弥漫在建筑物其余部分的变质黑面包那样难闻气味的侵蚀。我就要在这里，在这间可爱的卧室里幸福而安宁地用晚餐和睡觉了。我感到圣卢就在房间里，因为写字台上放着他读的书，书旁边是照片，我认出有我的一张，还有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一张；火对壁炉终于适应了，它象一头野兽，静卧着，焦急而忠实地等待着，只是隔一段时间就抖下一根木炭，木炭即刻变成灰烬，或者用火苗舔一舔炉的内壁。我听见圣卢的表发出滴答滴答的响声，想必它离我不会太远。这滴答声时刻变动着位置，因为我看不见表；我感到这声音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有时消失了，好象离我很远很远。突然，我发现表就在写字台上。于是，我听见滴答声固定在一个地方，再也不动了。我以为听见它在那里，其实不是听见，而是看见。声音没有地点。至少我们把声音和运动联系在一起了，声音因此也就有了用处，能向我们预示运动，使运动显得必然和自然。当然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当一个病人耳朵堵得严严实实时，就不再会听见此刻圣卢的壁炉内火发出的毕毕剥剥的声音（火正在把木柴变成木炭和灰烬，然后把它们抖进它的篓筐中）；也不会听见有轨电车经过东锡埃尔大广场时不时弹出的乐曲。这时候，病人看书，翻书时会听不见一点声息，仿佛有一个天神在帮他翻。准备洗澡水时弄出的巨大响声减弱了，变轻了，离远了，仿佛是天河发出的淙淙声。声音的远离和变小，能消除它对我们神经的刺激。刚才榔头的敲击声似乎把我们头顶上的天花板都震动了，我们被搞得心烦意乱，坐立不安，而现在它们犹如在公路上同微风玩耍的树叶发出的沙沙声，遥远，轻微，撩拨人心，叫人越听越想听。我们用纸牌“占卜”，但听不见翻牌的声音，会以为不是我们在翻牌，而是牌自己在动，是为了迎合我们的愿望，主动和我们玩起来的。那么，我们能不能由此而推想，对于爱情——甚至可以加上对生活和对荣誉的热爱，因为有些人似乎非常热爱这两样东西——也采取同样的办法，不是让声音停止，而是把耳朵堵住呢？能不能模仿他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防卫力转移到我们自己身上，不是去损害我们所爱的人，而是减少我们本身忍受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