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向富人出售明智建议的推销员，我是一家投资顾问公司的联络员。
一天晚上，赫伯特·福斯特打电话给我，说一个朋友向他推荐了我，问我能不能去谈谈生意。
我来到福斯特的住所，那是一栋粗陋的战后殖民地风格的房子，有一间大阁楼。
一个泼辣的干瘦女人对着我空洞地笑了笑。“很荣幸见到您，福斯特夫人。”我说。她周围都是要缝补的内衣和袜子。赫伯特说她的名字叫阿尔玛，倒是挺配她的。
“这就是小主人了，”我说，“机灵的小家伙，长得像爸爸。”两岁的小孩在我的裤子上擦他的脏手，吸着鼻涕，一步步地走向钢琴。他停在高音区琴键旁，敲击音最高的那个键。敲了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
“喜欢音乐——像他爸爸。”阿尔玛说。
“你弹钢琴吗，福斯特先生？”
“古典的。”赫伯特说。我这才第一次正眼看他。他身材较瘦，有一张长着雀斑的圆脸和一副大牙齿。
“那么，关于你的投资组合——”我开始了。
赫伯特的样子有点儿慌乱。
“啊，对，我想我们最好到卧室里谈。那里安静点儿。”
我耸了耸肩，跟着他走进卧室。他在我身后关上门。我坐在床边，看着他打开墙上的一扇小门，露出通向卫生间的各种管道。他一只手伸进墙去，拿出一个信封。
“这儿，”赫伯特把信封放在我的膝头，“我完全不懂这种生意，我想我应该求助于专业人员。”
我叹了口气，解开扎住信封的红带子。债券和证券单子滑到我的膝盖上。我扫了债券一眼，然后细细地看证券清单。
“怎样？”
我把单子放在褪色的床罩上，控制着情绪，说：“你介不介意告诉我，这单子上的证券是从哪里来的？”
“两年前爷爷留给我的。在处理财产的律师手里，他们拿给我的。”
“你知不知道这些股票值多少钱？”
“我继承时估过值。”他告诉我一个数字。他局促不安，甚至有点儿不高兴，这让我困惑。
“自那以后它们又升值了。”
“多少？”
“按今天的市场价——它们大概值七十五万美元，福斯特先生，老板。”
他的表情没有变化。我告诉他的信息没怎么震撼他，仿佛我说的是今年冬天很冷。阿尔玛的脚步声在起居室里响起，他扬了扬眉毛：“嘘！”
“她不知道？”
“天，不知道！”他像被自己的強烈反应惊到了，“我的意思是时机还不成熟。”
我的客户赫伯特·福斯特三年没买过新西服。他从来没有第二双鞋子，他为自己二手车的贷款发愁，吃的是金枪鱼和奶酪，不吃肉，因为肉太贵了。他们一家坚毅地靠着赫伯特微薄的工资维持着生活，而福斯特在一家食品批发商店当会计。
上帝知道，这样生活没什么不光彩的，比我的生活方式强。但是，当你知道赫伯特有一笔税后大约两万元的年收入，再看着他们这样生活就很不安了。
我请我们的证券分析师看了福斯特的股票，请他们写一份报告。
星期六下午，报告到了我手里。我打电话给赫伯特。
“我们什么时候能谈一谈？”
“我晚上要工作。”
“那个批发店要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