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第三部 盖尔芒特家那边 （第15节））(5)

    “不必麻烦了。我同男爵是事先约好的，但时间太晚了，既然他今晚上很忙，我改天再来。”

    “噢！不，先生别走，”男仆大声说，“男爵先生会不高兴的。我再去试试。”

    我想起曾听人谈起过德-夏吕斯先生的仆人，说他们对主子忠心耿耿。虽然不能完全说他和孔蒂亲王一样，不仅想讨好部长，而且想讨好仆人，但他却善于把要仆人做事当作一种恩宠吩咐下去：晚上，仆人们聚集在他身边，但离他有一段距离，他挨个儿地把他们扫视一遍，然后吩咐：“瓜涅，蜡烛！”或者“迪克雷，衬衣！”这时，其他仆人就会咕咕哝哝地退下去，对那个受到主人宠爱的幸运儿不胜羡慕。而那两个仆人彼此憎恨，都想夺走对方所受的恩宠，如果男爵上楼比平时早，他们就找个诸如送信之类的借口上楼去，拿蜡烛的那个希望今晚上能拿衬衣，拿衬衣的那位希望能拿蜡烛。如果男爵对他们中的一个说了一句与差事无关的话，尤其象冬天在花园里，如果他知道他的一个车夫患感冒，十分钟后对他说：“把帽子戴上”，那么，其他人就会嫉妒这个受宠的车夫，半个月都不同他说一句话。

    我又等了十分钟，才被带去见男爵先生。我被告知不能呆得很久，因为男爵先生刚把好几个天前就约好的重要人物送走，已很疲劳。我心想，德-夏吕斯先生精心导演的这场戏，有点装腔作势，相反，他哥哥盖尔芒特公爵却于朴实之中见高贵。正想着，门打开了，我看见男爵穿着中国式睡衣，露着脖子，躺在一张长沙发椅上。与此同时，我吃惊地看到，在一张椅子上放着一顶有“八道闪光”的丝织礼帽，还有一件皮大衣，好象男爵出门刚回来。男仆退下了。我以为德-夏吕斯先生会站起来迎接我。谁知他一动不动，冷冷地看着我。我走过去，向他问好，但他没有同我握手，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甚至没有请我拿椅子坐下。过了一会儿，我就象问一个缺乏教养的医生那样，问他有没有必要让我这样老站着。我这样问并无恶意，可是，德-夏吕斯先生憋着的那股怒气似乎变得更明显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习惯：当他在城里或在乡下的夏吕斯城堡设宴招待客人时，总喜欢模仿他国王：晚饭后躺在吸烟室的一张安乐椅上，让他的客人站在他身边。让这个人给他递火，向那个人敬一根雪茄，过了几分钟他才说：“喂，阿让古尔，您坐呀，亲爱的，拿一张椅子坐下，”等等。他坚持让他的客人多站一会儿，无非是想向他们表示，没有他的允许，他们不能坐下。“您坐到那张路易十四式椅子上去，”他以命令的口吻回答我，与其说在叫我坐下，不如说在强迫我离开他远一些。我在离他不远的一张安乐椅上坐下。“哼！这叫路易十四式椅子呀！亏您是一个有知识的年轻人，”他用嘲笑的口吻嚷道。我目瞪口呆，没有动弹，既没有象我应该做的那样扬长而去，也没有象他要我做的那样换一张椅子。“先生，”他字斟句酌，说到最无礼的字眼时，欲擒故纵，把第一个辅音拉得很长，“我是在一个不愿披露姓名者的恳求下屈尊同您约会的，这次谈话将标志着我们关系的结束。我不想瞒您，我原来是希望有更好的结局的。如果我对您说，我对您曾有好感，这也许有点歪曲词义，出于自尊，是不应该说的，即使是对不知道这话的价值的人。但我相信，‘厚爱’一词用在这里恰如其分，意思是进行最有效的保护，这正是我感觉到的，也是我想表达的。我回到巴黎后，甚至还在巴尔贝克的时候，就告诉过您，我是您可信赖的人。”我只记得在巴尔贝克同他分手时，他对我非常无礼，于是，我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什么！”他怒吼一声，脸色变得刷白，抽搐着，和他平时的脸判若霄壤，就象在暴风雨的早晨，大海一改平日和蔼可亲的笑脸，喷射出无数粗蛇般的泡沫和口水一样，“您说您没有收到我要您记住我的信息？这几乎是一种表露。在我托人捎给您的那本书上，您没看见有什么装饰吗？”

    “很漂亮的交织花体字，”我对他说。

    “嘿！”他轻蔑地回答，“现在的年轻人对我们国家的杰作很少了解。要是一个柏林青年不知道《女武神》，大家会怎么看他？再说，您的眼睛是白长的，因为这部杰作，您对我说您读了两个小时。我看，您对花体字不见得比对家具的式样更在行，不要申辩，您对式样就是不在行嘛，”他狂怒地喊着，“您甚至不知道您坐的是什么椅子。我让您坐路易十四式安乐椅，您却一屁股坐到了督政府式样的烤火用的矮椅上。过两天，您也许会把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膝盖当马桶呢。谁知道您要在上面干什么。同样，您连贝戈特那本书的封面装饰——巴尔贝克教堂刻有毋忘我花体字的过梁都没有认出来。难道还有比更明白的方式对您说不要总忘记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