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过世四十年了。每次去扫墓，妹妹都拿我说事，说爷爷生前重男轻女，对我过于宠爱，故而他去世时我哭得最伤心，11岁的小孩守在一个老人的遗体旁，一间屋内就这么两个人，也不知道害怕。四十年前一个穷人家的宠爱，也吓不死人：他只是喜欢带我去洗澡，6分钱洗一回，每一回的犒赏只是买一个3分钱的烧饼。1959至1961年的饥荒年代，奶奶从菜场里能买回的是“喇叭菜”——卷心菜最外面那几张老叶子。后来连这样的老叶子也断档，不知从哪里搞回来豆腐渣放在蒸笼里蒸，还有胡萝卜头，一屋子豆腐渣加胡萝卜的腥气味，以致我今天都不能碰胡萝卜，一吃就反胃。父亲为了给孩子省口粮，饿晕过。如果不是爷爷澡堂里的那些烧饼，也许我也会有类似体验，至少不会长成这样一个高个子。
爷爷没文化，大字不识一个。我记得他有两个习惯动作：一是“敬惜字纸”，看到屋里任何一片有字迹的纸片都要小心翼翼拣起来；二是每次解手后都要把双手团在胸前吹口气，说是能解晦气，交好运。印象中他好像从未生气，寡言少语，以致今天有老邻居碰在一起，都会说“毛胡子爹爹脾气好”。五十年代的生活是灰色的，但他对生活却从无怨意。每年中秋、冬至，他会很认真地对待：中秋节晚上，他要在院子里摆上芋艿、毛豆，焚香拜月；冬至中午，一定要把家人聚齐，磕头、祭祖、烧纸钱。就是这样一个糊里糊涂的底层老人，我后来去台湾听那里的老外婆“痛说革命家史”，才知道他也有一段秘辛，甚至惊人之举。
1948年老外婆还年轻，而且漂亮，一定要跟着那个我从未见过面的老外公私奔。老外公是国民党军的连长，性情豪爽暴烈，一言不合，就会掏枪火并，至今在家乡村头的老槐树上，还有他留下的子弹枪痕。老丈人当时说不动女儿，只能向未来的女婿提条件：要娶女儿可以，必须退出军役。老外公是个二楞子，居然就把那身军服脱了，带着老外婆私奔。转眼间到1949年，乡下土改，年轻夫妇无法存身，潜逃至上海。 我让老外婆回忆，当时住在上海哪里？老外婆说是：“东北片的五角场，一个空无一人的大军营里，院子里荒草齐膝，是日本人留下的房子，有榻榻米。”当时我听着就吓了一跳：如果她没有记错，根据这些方位特征，这一对国民党前军官夫妇浪漫潜逃的隐居地，正是35年后，我研究生毕业入伍去当军校教员的那个“共军兵营”！后面的事情就更加离奇了：
老外婆说，他们躲在那里的时候，是我爷爷偷偷给他们送食物，后来还带着他们去见杜月笙。我害怕她的历史记忆有艺术加工，就问她杜月笙面容。她回答说：“长脸，口里镶金牙，上海本地口音，对不对？”确实对，这些特征与我在书上见过的记载和照片是能吻合。我又问，我爷爷怎么会认识杜月笙？他一个大字不识的底层工人，在我的印象里，连南京路在哪儿都不一定清楚，怎么会带他们去法租界东湖路的杜公馆！这一次是轮到老外婆反问我了：“咦，你爷爷是杜月笙的学生子，你们一家都不知道？”我让老外婆说得再详细一点，老人把往事说得分外醒目：
“杜先生一见学生子带来陌生人，只问为什么在乡下呆不住？我们说完，他把手一挥，就说‘阿拉外头去，外头去’，就把我留下陪他女眷打牌，三个男人就出去吃饭说事了。”
我问老外婆又怎么离开上海？她更惊讶：
“是你爷爷摇舢板把我们送出吴淞口的呀！你们一家也不知道？”
不知道，确实不知道，两岸相隔，时间也太久。我回到上海追问我父亲，他比我还要惊讶，怎么也不能理解他的父亲居然加入过杜月笙的工会，也不知道曾经送饭去五角场的兵营，更无法想象老人家那样懦弱的佝偻身影，居然能在月黑风高之夜，摇一叶舢板把一男一女送出风高浪急的长江口。
这是所谓解放第一年，上海社会底层发生的事。我现在的理解是：爷爷并不是故意保守秘密，而是和社会底层很多人一样，随本*行为，也随本性沉默。他们经历的历史事件，甚至历史风浪，是他的孙子一辈读历史书读得太多，硬性解释出来的。他们本身是历史，但不存有历史意识，因此也就避免了一惊一咋。不留存记忆，不解释意义，没有故事，也没有历史，那么多的日子要过，过来了，也就过去了。
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