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书，从个人的事情入笔，或许不够妥当。可是这里所收集的有关广岛的所有的随笔，对我个人来说也好，对始终与我一起从事这项工作的编辑安江良介先生来说也好，都是深深触动我们各自的灵魂的。所以，我很想把１９５３年夏我们两人一起初次去广岛旅行时的个人经历记录下来。当时，从我这方面说，我的第一个儿子正处于濒死状态，整天躺在玻璃箱子里，简直毫无康复的希望；而安江先生，则恰值他头一个女儿去世。加之，我俩共同的一位朋友，因整日潜心于《世界最终爆发核战争的情景》专题研究而惶恐不已，竟在巴黎自缢身死。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彼此彻底征服了对方，还是向着盛夏的广岛出发了。像那样精疲力竭、忧郁沉闷的旅行，我还从未经历过。
到了广岛，开了几天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我们更加疲惫不堪，心头的忧郁也更加沉重了。正如第一章所描写的，这实在是一次充满苦涩和困难的大会。当初，大会能否开成，实际上还是个疑问；一俟大会开幕，又只不过是个分裂的大会。我们怀着暗淡凄凉的心情，身上沾满汗水和尘土，叹息着，陷入沉默，在被大会动员起来的非常虔诚的人群周围徒然地奔走。
但是，过了一周之后，当我们准备离开广岛时，我们发现了能将自己从忧郁的深渊中拉上来的绳索，而且，这条绳索就紧紧握在我们手中；简捷点说，是我们遇到了真正具有“广岛人”特质的人们。
那些似乎真正的“广岛人”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直接地给了我勇气；反过来，我也品尝到了因儿子置身于玻璃箱中而深藏在我心底的精神恍惚的种子和颓废之根，被从深处剜了出来的痛楚。而且，我开始希望以广岛和真正的“广岛人”为锉刀，来检验我自己内心的硬度。我是在战后的民主主义时代接受的中等教育，在大学里以法国现代文学为中心，学了语言学和文学，而且，我作为刚刚从事写作的小说家，就在日本和美国的战后文学的影响下活动。我是一个个人历史如此短暂的人。我希望把自己理应具有的独特的感觉、道德观念和思想，全都放到单一的“广岛”这把锉刀上，通过“广岛”这个透镜去重新加以检验。
从那以后，我又多次去广岛旅行，而且安江先生所在的《世界》编辑部刊登了我的随笔。这里所收集的就是那一系列随笔的汇总。我接连去广岛旅行，每次都邂逅一些新的具有“广岛人”特质的人。他们给了我最为深刻的感动，但是，我又无可回避地多次接到这些广岛人的死亡通知。我的随笔在杂志上刚刚刊登，就收到许多尤其是从广岛寄来的恳切的信，我想从这些来信中选择有代表性的章节，将其刊载于下。写下面这封信的人名字叫松坂义孝。在第五章里引用的在广岛的不屈的医生们当中，有一个人，他尽管负伤了，但还是被他儿子（医大学生）背着去参加救护活动，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这个人叫松坂义正，义孝是他的儿子。在原子弹刚刚爆炸后，就背着负伤的医生，通过广岛市街，赶往救护所。这个医大学生就是义孝。现在，他已成为一名皮肤科医生，在广岛开业呢。
“……广岛的人们，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仍然想要保持沉默。他们想把自己的生与死当作个人的事情。他们不愿把个人的悲惨公诸于世，去充当反对原子弹氢弹的政治斗争的参考资料。他们还不愿意被别人看做是原子弹受害者和由此而变成的乞丐。当然，痛诉受害者的悲惨情状，与其说是为了反对原子弹氢弹，莫如说是为了得到救济金更为切合实际，因为这大概是更需要做的吧。但是，基本上恢复了健康，过上了正常人生活的原子弹受害者们，他们对痛诉悲惨这种作法保持沉默。他们希望采取归还能够正常活动的受害者的税金或贺年卡的收益等办法，实际上，这是在心情舒畅地寻求着团结合作的办法。采取乞讨的办法、募捐的办法，究竟能有多大实效呢？
……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都说，沉默不行，而劝说原子弹受害者说真话。我憎恶那些对我们的沉默不体谅的人们。我们虽然不能够去迎接８月６日那一天，但是，能够与死者一起默默地送走八月六日那一天。我们不能小题大作地为了迎接８月６日这一天的到来而东奔西走。那样，一些受害者的沉默寡言，就可以作为资料留存下来。只有８月６日在广岛呆一天的思想家对此不理解，这是理所当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