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忱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７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作为这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登上瑞典皇家文学院讲坛的时候，心情肯定不很平静。获奖确实使他喜悦，但也打破了书斋的安宁。为了躲避新闻记者接连不断的骚扰，他甚至不得不有意弄坏电话。①不过，从东京到斯德哥尔摩，总有许多仪式需要履行。和以往的一些杰出前辈一样，他要在这里发表受奖演说。
①参见大江健三郎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７日在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日本研究·京都会议”上的讲演。
大江的目光投向了距离讲坛遥遥万里的故乡。于是，四国岛上名不见经传的大濑村（现名内子町大濑），就成了《我在暧昧的日本》这篇著名演说的开场白。大江并非突然泛起了乡愁，至少在两个月前，获奖消息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传来时，他便开始酝酿这篇讲演辞。而比这稍早一些时间，大江曾经“在北欧谈日本文学”，那时，他也说起自己的故乡。①显然，故乡的土地始终牵系着大江的心，与大江的文学世界丝缕相连。
大江经常把故乡称做“峡谷里的村庄”。大濑确实藏在山谷里，村前有小田川河流过，四周则环绕着茂密的森林。大江在这里长到１５岁，“峡谷村庄”经验可以说就是他孩提时代的经验。大江后来的创作表明，童年少年时期的记忆，会在作家的文学活动中持久不断地回响。诚如大江自己所说：我曾屡屡描述森林里的孩子的奇异经验，即或人家认为我是受森林经验的恩庇而成为小说家的，我也毫无异议。②但“峡谷村庄”不仅为大江的创作提供素材来源，它还时时跃入大江虚构的世界，构成作品内在的时空。而虚构文本（test）里的“峡谷村庄”自然不限于现实中的大濑村形成某种对应，在文本内的各种语境（contest）里，它指涉着多重复杂的内容；从这样的意义说，森林－峡谷村庄无疑是解读大江作品的一把钥匙（keyword）。
①参见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此文和大江的另一篇讲演《不再封闭的日本人》（１９９３年５月）谈到的内容，与《我在暧昧的日本》多有重合，几乎可以视为后者的雏形。
②参见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占梦师》。
“峡谷村庄”作为虚构的空间，最初出现在中篇小说《饲育》里。《饲育》是大江创作中少有的一部直接描写战争时期生活的作品，在战后日本文学的同类题材作品中也属异例的存在。“峡谷村庄”这一情境的设定，使故事发生的空间带有某种封闭自足的乌托邦色彩，山村孩子的视点，更加重了这里的牧歌气氛。尽管有战争的消息传来，甚至有敌方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但对于山村孩子来说，这一切非但构不成恐惧和危险，反倒增添了新鲜的乐趣。最后，导致乌托邦解体的，既不是战争，也不是那个被俘虏的美国黑人士兵，而是村庄里大人们的支配意志与暴力行为。在小说结尾，当“我”的手指和黑人士兵的头骨一起被“我”的父亲打碎的时候，也意味山村孩子的童年乐园从此失去。“我不再是孩子了。”这是“我”获得的启示，也是小说中俘虏兵故事与山村孩子的成长故事交融起来的接点。“峡谷村庄”由此而转换为山村孩子举行成年典礼的仪式性空间。
《饲育》里关于“成熟”的启示，从某种意义可以看做是大江创作本身的隐喻。《饲育》以前，大江已经以《奇妙的工作》（１９５７）、《死者的奢华》（１９５７）等作品引起文坛注目，尤其是《死者的奢华》，甚至成为日本纯文学界最看重的芥川文学奖的候选作品。但大江的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确实非《饲育》莫属。这篇小说发表当年（１９５８）即没有争议地获得了芥川奖，从而促成大江从“学生作家”顺利地转为职业作家。就文学创作而言，大江也可以充满自信地宣告：“我不再是孩子了。”《饲育》以后，大江仍然探索“成熟”与“失乐”这一母题。《感化院的少年》（１９５８）和《迟到的青年》（１９６０）等作品里，仍然泛着童年乐园失去的忧伤，但山村青年渴望的，显然是远方都市的冒险，他们希望在那里验证自己的成熟。“峡谷村庄”的隐喻内涵发生重要变化，始自大江于１９６７年发表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长篇，在历史、现实、传说、民俗交织而成的繁复结构里，“峡谷村庄”首先作为人物“回归的场所”而登场。小说主人公根所蜜三郎、根所鹰四都是从山村来到现代大都市的青年，作品开端，两兄弟都正陷在彷徨无路的精神危机中。鹰四曾积极参与１９６０年反对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学生运动，运动失败后，到美国放浪度日。他渴望结束浮萍般的漂泊，寻找到心灵的归宿地；蜜三郎则始终是学生运动的旁观者，他陷入的是家庭生活困境（孩子先天白痴，妻子酒精中毒）。兄弟二人的人生观念虽然颇不相同，但在返回故乡，开拓新的生活这一点上，却获得了共识。如果说，在大江此前的作品里，“峡谷村庄”主要意味着“丧失”，那么，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峡谷村庄”则是根所兄弟寻找自我、寻找心灵故乡的空间。大江曾说：小说主人公的家族姓氏“根所”，意思是指某一土地上的人们灵魂的根本所在。①作家关于家族历史与灵魂根源的解释，可以说明根所兄弟的“寻找”由现实深入到历史层面的原因。鹰四通过想象重构自己的曾祖父之弟、万延元年（１８６０）农民起义领袖的英雄神话，明显是为自己组织村民的行为寻找历史认同的依据（identify）。而鹰四与蜜三郎的对峙，则与其曾祖父辈的兄弟冲突形成呼应。最后，鹰四也像他的祖辈一样走向了毁灭，但他的死亡却促动了蜜三郎的转变。蜜三郎终于意识到，鹰四是坚忍地承受心灵地狱的磨练、顽强探索超越心灵地狱、走向新途的人；于是，他勇敢地接回自己的白痴儿子，收养了鹰四的孩子；从鹰四的人生终点，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峡谷村庄”就这样成为提供“再生”可能的理想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