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人类的世界上，运用所谓善恶二元论进行思维的人，或许已为数不多了。它已不再流行。然而，在原子弹受害者的意识宇宙里，突然显现出那个夏日的景象——绝对的恶，而同时出现的应该还会有从那时起，与恶进行顽强抗争，力图在这个世界上恢复人类平衡的善。当原子弹爆炸的瞬间，它便成为人类的恶的意志的象征；成为残暴的罪恶之神和最为现代化的瘟疫。企图对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而需要的武器——原子弹做出善意解释的任何尝试，恐怕连求得参加进攻的士兵们的心之所安都不能做到。因为包括联合国军和日本军在内，姑且不论攻守双方的得失，原子弹赤裸裸地暴露了战争本身恶的绝对值。然而，其间，在被彻底毁灭的荒野上，善的意志却在开始化为行动。其中有的是负伤的原子弹受害者自身的求生意志；有的是为了救助负伤者，医生们从毫无体验的情况出发所做出的努力。广岛的人们从那一个早晨开始的活动的价值，就在于他们立志要同直至原子弹出现人类科学进步的总和相对抗。如果确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人类的和谐和人类的秩序，那么，广岛的医生们的努力就一定足以同原子弹本身深重的罪恶相匹敌。
而我关于人类力量的信赖或人道主义怀有一个恶梦，一个关于人类力量信赖的某种特殊类型的恶梦。对于这一类型的人道主义（而且只能是人道主义），我既怀着深深的厌恶感，又不禁时时刻刻在思索。
我怀疑当向广岛投下原子弹时，决定这次作战的美国一伙知识分子的心中是否曾闪现出“对于人类力量的信赖或人道主义”，如果将这一散发着绝对毁灭气息的炸弹投向广岛，那里便会出现一个就科学而言可以预料到的地狱。然而，它将不会是一座甚至将人类文明历史的全部价值一举毁灭的最坏的地狱；不是使所有的人类只要想到那座地狱的情景，便产生无限厌恶，甚至不想作为人而继续生存下去，再无可能恢复的最坏的地狱。同时，也不是使前总统杜鲁门在其一生中，每当想起时便无法入眠，无可挽救没有出口的最坏的地狱。因为，在投下原子弹的土地上，在广岛，还有为了使这座地狱变成人间的地狱而斗争的人们。我怀疑这群美国知识分子基于上述考虑，也就是他们相信即将亲手投入地狱的敌人所具有的人类力量，在确信如此荒谬的人道主义的基础上而做出投下原子弹的最后决断的。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投下原子弹的地点不是广岛，而是刚果的利奥波德维尔。那里在刹那间造成大量死亡之后，被彻底抛弃的负伤者将接连死去，随后是瘟疫的大流行，鼠疫也会再次肆虐。在那里，所有的人将不容有任何犹豫和保留，出现一片所有生命彻底灭绝的荒野，连为死者收尸的人也荡然无存。当二次放射能消失之后，胜利者的调查团将会踏上这片土地，并将品尝到人类所能品尝到的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恶心，甚至会有些人再也无法保持理智。一个城市整个化为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那里所有的人全部死去，找不出丝毫人类希望的迹象。这一设想，对于无论怎样坚强的人都将带来强烈的震撼。只要不是偏执狂式的奴隶杀戮者的后裔，向利奥波德维尔投下原子弹的决定，就将无限延期。
然而，只要是向广岛投下原子弹，就不会出现上述最糟糕的情况。广岛的人们在遭到彻底毁灭，整个城市化为一个巨大而丑恶的毒气室之后，他们没有使制造这场悲剧的人们、投下原子弹的人们，切身感受到自己是犯下了何等恐怖的罪行。广岛人在遭到原子弹轰炸后，立即为了亲手恢复这座城市而开始战斗。这一斗争，无疑是为了广岛人自身而做出的努力，但同时，也是为了减轻投下原子弹的人的良心负担而付出的代价。
这种努力已经持续了２０年，至今也仍然在坚持着。一个患白血病的女孩，她没有自杀，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而在忍受着无尽无休的痛苦。这一事实说明，她作为受害者的一员，以其微薄的力量，在减轻投下原子弹的人们所遭受的良心谴责。
一个城市的人们决定向另一个人类居住的城市投下原子弹，这完全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它恐怕并非是由于科学家们对于爆炸后的地狱景象缺乏想象力的缘故。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做出了这项决定。之所以如此，他们事先可能确信在毁灭与恢复二者之间可能会出现谐调。认为那一绝望的破坏性的炸弹即或爆炸，在这块土地上仍会出现人类善意的努力，并足以同巨大的恶的总量相抗衡，从而使武器威力所导致的后果，从毁灭人类一切的恶魔极限到人类依然能从这里发现希望的极限之间得到缓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