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先生对此二书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工力。尤其有趣的当他二位合选《国文百八课》，也正是他们结为儿女亲家的时候。夏先生的小姐与叶先生的大儿子，都在十五六岁，经两家家长乐意，命订婚约。夏先生即在当时声明以《国文百八课》版后自己分得的版税一慨给他的小姐作为嫁资。于是，以后这本书的版税并非分于两家。可谓现代文士“陪送姑娘”的一段佳话！
此外，便是那本风行一时至今仍为小学后期，初中学生喜爱读物之一的《爱的教育》。这本由日文重译的意大利的文学教育名著，在译者动笔时也想不到竟能销行得那样多，那样引起少年的兴味。但就版税收入上说，译者获得数目颇为不少。我知道这个译本从初版至今，似乎比二十年来各书局出版白话所译西洋文学名著的任何一本都销得多。
战前创办了四年多的《中学生》杂志，他服劳最多。名义上编辑四位，由于年龄，经验，实际上夏先生便似总其成者。《中学生》的材料，编法，不但是国内唯一良佳的学生期刊，且是一般的青年与壮年人嗜读的好杂志。知识的增益，文字的优美，取材的精审，定价的低廉，出版的准期，都是它特具的优点。夏先生从初创起便是编辑中的一位要员。
浙东人尤以绍兴一带的人勤朴治生，与浙西的杭，嘉，湖浮华地带迥不相同。夏先生虽以“老日本留学生”，住在“洋场”的上海二十多年，但他从未穿过一次西装，从未穿过略像“时式”的衣服。除在夏天还穿穿旧作的熟罗衫裤，白绢长衫之外，在春秋冬三季难得不罩布长衫穿身丝呢类面子的皮、棉袍子。十天倒有九天是套件深蓝色布罩袍，中国老式鞋子。到书店去，除却搭电车外，轻易连人力车都不坐。至于吃，更不讲究，“老酒”固是每天晚饭前总要吃几碗的，但下酒之物不过菜蔬，腐干，煮蚕豆，花生之类。太平洋战争起后上海以伪币充斥物价腾高，不但下酒的简单肴品不多制办，就是酒也自然减少。夏先生原本甚俭，在那个时期，他的物质生活是如何窘苦，如何节约，可想而知。记得二十八年春间，那时一石白米大概还合法币三十几元，比之抗战那年已上涨三分之二。“洋场”虽尚在英美的驻军与雇佣的巡捕统治之下，而日人的魔手却时时趁空伸入，幸而还有若干文化团体明地暗里在支持着抗敌的精神。有一次，我约夏先生章先生四五人同到福州路一家大绍兴酒店中吃酒，预备花六七元。（除几斤酒外尚能叫三四样鸡肉类。）他与那家酒店较熟，一进门到二楼上，捡张方桌坐下，便作主人发令，只要发芽豆一盘，花生半斤，茶干几片。
“满好满好！末事贵得弗像样子，吃老酒便是福气，弗要拉你多花铜钿。”
经我再三说明，我借客打局也想吃点荤菜，他方赞同，叫了一个炒鸡块，一盘糖腌虾，一碗肉菜。在他以为，为吃酒已经太厚费了！为他年纪大，书店中人连与他年岁相仿的章锡琛都以画先生称之（夏读画音）。他每天从外面进来，坐在椅上，十有九回先轻轻叹一口气。许是上楼梯的级数较多，由于吃累？也许由于他的舒散？总之，几成定例，别人也不以为怪。然后，他吸半枝低价香烟，才动笔工作。每逢说到时事，说到街市现象，人情鬼蜮，敌人横暴，他从认真切感动中压不住激越的情绪！因之悲观的心情与日并深，一切都难引起他的欣感。长期的抑郁，悲悯，精神上的苦痛，无形中损减了他身体上的健康。
在三十三年冬天，他被敌人的宪兵捕去，拘留近二十天，连章锡琛先生也同作系囚（关于这事我拟另写一文为记）。他幸能讲日语，在被审讯时免去翻译的隔阂，尚未受过体刑，但隆冬四室，多人挤处，睡草荐，吃冷米饭，那种异常生活，当时大家都替他发愁，即放出来怕会生一场疾病！然而出狱后在家休养五六天，他便重行到书店工作，却未因此横灾致生剧病。孰意反在胜利后的半年，他就从此永逝，令人悼叹！
夏先生的体质原很坚实，高个，身体胖，面膛紫黑，绝无一般文人的苍白脸色，或清瘦样子。虽在六十左右，也无佝偻老态，不过呼吸力稍弱，冬日痰吐较多而已。不是虚亏型的老病患者，或以身子稍胖，血压有关，因而致死？
过六十岁的新“老文人”，在当代的中国并无几个。除却十年前已故的鲁迅外，据我所知，只可算夏先生与周启明。别人的年龄最大也不过五十六七，总比他三位较小。
自闻这位《平屋杂文》的作者溘逝以后，月下灯前我往往记起他的言谈，动作，如在目前。除却多年的友情之外，就前四五年同处孤岛；同过大集中营的困苦生活；同住一室商讨文字朝夕晤对上说，能无“落月屋梁”之感？死！已过六十岁不算夭折，何况夏先生在这人间世上留下了深沉的足迹，值得后人忆念！所可惜的是，近十年来你没曾过过稍稍舒适宽怀的日子，而战后的上海又是那样的混乱，纷扰，生活依然苦恼，心情上仍易悲观，这些外因固不能决定他的生存，死亡，然而我可断定他至死没曾得到放开眉头无牵无挂的境界！
这是“老文人”的看不开呢？还是我们的政治，社会，不易让多感的“老文人”放怀自适，以尽天年？
如果强敌降后，百象焕新，一切都充满着朝气，一切都有光明的前途，阴霾净扫，晴日当空。每个人，每一处，皆富有歌欢愉适的心情与气象，物产日丰，生活安定，民安政理，全国一致真诚地走上复兴大道，果使如此，给予一个精神劳动者，——给予一个历经苦难的“老文人”的兴感，该有多大？如此，“生之欢喜”自易引动，而将沉郁，失望，悲悯，愁闷的情怀一扫而空，似乎也有却病销优的自然力量。
但，却好相反！
因为丏尊先生之死，很容易牵想及此。自然，“修短随化”，“寿命使然”，而精神与物质的两面逼紧，能加重身体上的衰弱——尤其是老人——又，谁能否认。
然而夏先生与晋未间的陶靖节，南宋的陆放翁比，他已无可以自傲了！至少则“北定中原”不须“家祭”告知，也曾得在“东方的纽约”亲见受降礼成，只就这点上说，我相信他尚能瞑目！
写于一九四六年
夏丏尊先生传略
姜丹书
夏先生名铸，字勉旃，别号丏尊。浙江上虞崧厦乡人也。曾小筑于白马湖边，未遑久居。清光绪十二年生，十九岁留学日京，二十二岁归。初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译教，旋任学舍监，司训育，合兼授国文、日文。余与先生计交于宣统三年秋，同事者十年。民国元二年之际，是校遵令改制，易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故友经亨颐先生为校长。元年秋，李先生叔同亦来任教习。李与夏，故为留东学友，相交尤契。经先生善治印，先生效之，亦颇可观。尝自刻一印，曰无闷居士。是时，时和年少，不应有闷，而自勉曰无闷，盖其内心已闷闷矣。校中诸师，皆一时俊彦，学子亦多纯良，故学风甚盛。先生为人率真，日与诸生同舍处，身教之功颇著。舍中尝患失物，颇难稽。先生问策于李，李先生曰：若欲以人格感化人，君当自杀。先生韪之，乃绝食。窃物生卒自白，后无此患。民国五六年间，李先生以试验断食故，始与佛为缘，卒至披薙人山。其试验断食之机，乃先生动之也。李入山后，易僧名，曰弘一。先生又切生死，诸事为之护持，而亦自染佛化，但不茹素，不为僧，尝口学佛在心不在形，放至晚年虽亦皈依佛法，而以居上终其生。民国八九年间，教育趋向随世界思潮而变革，由静而动，由柔而刚，由内而外，标榜之曰新教育。其实教育为时代之先驱，无来不新，无往不旧，而彼顽固之徒，执持成见，辄加阻梗，于是引起新旧之争，而学风亦骤趋激荡，此非一校为讲也。其风来自北京，而斯校先迎之，乃遭时忌。先生为教，素重学生个性，并主思想自由，盖以青年思想，若不任其自由表露，即无从是其是而非其非。昔宰我欲短丧，孔子非惟不斥其不孝，且不禁其发言，俟其倾吐而喻之以理，自然感化，此即启愤发悱之道，宰我所以卒成大贤。民国八年冬，学生自治会出刊物，每编竣，须送稿受审于先生。某次，学生施某属一文，题回《非孝》，其文多作批评语，原冀与人切磋者，先生未之删，及印行，社会哗然，至訾先生与刘大白、陈望道、李次九三国文教师曰四大金刚。大吏以耳代目，斥为洪水猛兽，一若此文为全校教师代表作者，乃张大其事，借故责成校长革教师。经校长素刚正，不受无理之命，乃激起绝大学潮。其事另详经先生传。既而经校长卒得合理去职，先生亦去。今先生已盖棺，可以定论。试问一生端正如先生者，果若洪水猛兽否耶？自是以后，历任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上虞私立春晖中学、上海私立南屏女子中学等校教职，所至悦服。又在上海与诸同志创办立达学园，并任开明书店编辑主任十数年，间尝为法藏寺译藏经，贡献于文化与教育界者实多。先生之于文学，最注重研析字义及同类性质、作文法则等，义理务合逻辑，修辞不尚浮华，其为语体文也，简当明畅，绝无一般疵累之习，善于描写及表情，故其所译世界名著如《爱的教育》、《绵被》及自撰之《平屋杂文》等，读之令人心神豁然，饶有余味，如见其人，如见其事也。丁丑以后，八年国难，先生与余同陷于沪，乃同誓以守约工夫，克服困厄。往日同声相应，此日同病相怜，故过从益密。先生侷处蜗室，与夫人相对，晏如也。节衣，缩食，渴饮，饿餐，初尚勉强而行之，后竟困而行之，以至于死。敌人屡以利诱之，不动，乃加威胁，羁囚十余日，不屈，无如之何，乃释出，坦然如故，其坚贞如此。初闻寇降，大喜，既而渐不如望，乃复闷闷矣。先生性耿介，一生无请托，且戆直，能为人之畏友。体素健硕，今才周甲，宜不至遽萎，然自中年后，凡事皆悲观，以悲观之人，生衰乱之世，自必心常郁结，易致疾病，且生平嗜酒成癖，老来借酒浇愁，更易伤生。此适与余相反，余素乐天，兴至方欢，可大饮，亦可不饮，故不为酒困。此先生之所以少我一岁，而先我而逝世。呜呼！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国历四月二十三日即旧历三月二十二日，先生以病卒于沪，享寿六十有一。临终时，只以弘一大师遗物保存事相付托，无他语。卒后二十一日，其子若孙遵遗嘱举行火化于法藏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