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着火炉给玉米脱粒，照样是一个安详的冬天
任何不寻常的事件，对于身在其中的人来说，又是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他们只是碰到了无法避免的情况，做了无法不做的事情。伊犁人民，在一九六二年的春天通过了巨大的考验，他们变得更加正常，更加镇定了。地球不慌不忙地旋转，岁月照常无异地更迭，很快，这一切似乎都成了往事；农村，又变得平静了。一眼望去，甚至你感到这里主宰着生活的仍然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万古不变的节律。
这种表面的平静，说明了斗争的深入，也表现了斗争的胜利。一九六二年，话说国内外的一批“英雄好汉”气势汹汹地向我国西北边疆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人民扑来，似乎要削平天山、倒流伊犁河流；结果呢，是他们自己碰得头破血流。他们伸出的毒爪——身材细长、脸色粉红的木拉托夫之流也去到了鬼知道的地方。我们这个大队的地主分子玛丽汗和依卜拉欣，经过一番小小的较量，又失败了。玛丽汗的驼背似乎又向下弯了几度，头顶又秃了几分。依卜拉欣的最后的两颗牙齿也掉光了，他又不安假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满口无牙、说话含糊不清、吃饭生吞整咽的半死不活的动物。那个在一昼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了鞑靼人、“苏联侨民”的麦斯莫夫，并没有走成。苏侨协会非法发给他的侨民证被没收了，经过了一番周折，他又变成了麦素木。不是县人民委员会的科长麦素木而是外逃未遂、狼狈不堪的无业游民麦素木。直到一九六二年冬天，他被安置到跃进公社爱国大队，在库图库扎尔的手下当一名社员。整个冬天，他抬不起头来，脸上的表情像一个正在如厕的痢疾患者。他带着老婆搬了来，老婆叫做古海丽·巴侬，据说她是“真正的”乌兹别克。他的家产仍然优于一般社员。人民是宽大的，对于麦素木这样的人，只要他自己从此奉公守法，仍然可以既往不咎。许多农民仍然宽厚地、略带几分对于读过书、当过干部的人的敬意，称呼他作“麦素木科长”。但是，更多的人却给他起了个新的、饶有嘲讽意味的雅号——半拉子哈吉。哈吉这个称呼，本来是指去麦加朝过觐的人，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名著，一般译作《哈泽穆拉特》的，就是描写车臣的一个人物，依新疆的方式应该唤之为“木拉提哈吉”的。这里用在麦素木身上，是指他外走未成，换一个视角，也就是说他差一点就走到外国去了。伊斯兰教要求祂的信徒履行五个义务：念功、拜功、斋功、课功、朝功，朝功即到麦加朝觐天房。哈吉本来是指朝过觐的人，用到麦素木身上，就十分滑稽了。
还有我们见了一面的依卜拉欣的侄子，那个长发小子，他回到自己的单位，又是交代检讨，又是痛哭流涕，又是揭发检举他的叔叔，好吧，把情况讲清楚就行了，他的生活照旧，工作如常，但是，四队的庄子上再也没见到他露面了。
还有些曾经惊慌失措的人。其实，容易慌乱的人也容易平息，常常六神无主的人也常常无所用心。不用说，阿西穆的家业仍在稳步发展，他的坐骑——一头草驴下了小驴驹，现在，当他骑驴来往于庄子与大队供销社之间的时候，灰毛小驹前前后后地跟着他欢蹦乱跳。一九六二年冬天，他的果园里的秋柠檬果获得丰收，他把苹果整整齐齐地下到了菜窖；到了一九六三年初的开斋节前，他以每公斤六角的价格卖给了供销社，赚了不少钱。如果秋季卖，最多只能卖一公斤一角的。他的女儿爱弥拉克孜毕了业，分配到本公社的卫生院，第一年每月工资三十八元四角，爱弥拉克孜把全部工资交给了父亲，这使阿西穆心花怒放，或者按照维语的修辞格式叫做胸膛里装满了盛不下的快乐。当然，阿西穆早已忘掉了春季他曾经命令女儿中途退学，险些功亏一篑。但是，他的弟媳帕夏汗有一次来阿西穆家，提醒他一个未婚的女孩子给人看病有多么不好，帕夏汗描绘了一些画面，例如她可能需要给男子的阴部和肛门上药，这使老汉一闭眼就魂飞天外。
但是，七队小麦的被窃一案并没有什么重大的进展，爱国大队党支部的支委会仍然是很少效率。在包廷贵猪娃子死掉的时候，库图库扎尔对伊力哈穆发了那么大的脾气，但此后这件事硬是被搁置在了一边。猪娃子到底是谁打死的？就连这个小事也没有结论，反正包廷贵不敢再闹腾了，泰外库也没有认错、赔钱。敢情有些一时火烧眉毛、看来不立即解决就要出事情的麻达，照旧也可以不予解决，不解决也不会天塌下来。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的：旧的矛盾的遗留阻挡不住历史进入新的阶段；而在新的阶段人们解决新的矛盾的时候也必须同时“补课”，解决遗留下来的旧的矛盾。一切动荡都是暂时的，它必然被平稳所代替，而一切平稳里又都孕育着新的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