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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音乐人阿鲁斯回家探亲，发现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居于铁窗之中。 这并不是因为哥哥的不孝，恰恰是因为哥哥担心失控的母亲独自离家发生意外，只得把母亲关起来以保证母亲的安全。
母亲的情况严重，不仅胡言乱语，行为也逐渐怪诞，阿鲁斯决定把母亲带回家亲自照顾。 事情并没有他想得那么简单。母亲每天嘴里都重复着回家的愿望，她趁儿子不注意独自走出家门，来到草原中一片清澈的湖水中央。草木葱郁的半岛伸入湖面，年老的母亲在半岛上翩翩起舞宛如少女。 那一刻她的记忆不再是有两个成年儿子老母亲，而是回归了她还是娜仁左格的少女时代。成年的儿子此时化身她的心上人，与她共同起舞。 阿鲁斯手中拿一条绳子，利用母亲的投入时刻把绳子系在母亲腰间，又在另一头系上自己。儿子与母亲之间的那条久违脐带便又形成。 母亲有一个愿望——找到一棵树。 在她与父母为数不多的照片中，有一张全家福。右边是蒙古族最普通的一家三口，额吉，阿布和他们的女儿。而左边是一棵树，没有名字。 这棵树一半生一半死，生的一半郁郁葱葱，死的一半凛然矗立，犹如生机勃勃的儿女与他们的父辈，奇妙的树幻化成一个家族的形状。 儿子说我要带我的母亲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母亲想寻找那棵象征她家庭的树，儿子就骑上跨斗摩托，左边是他，右边是母亲，身后拖着象征“家”意象的蒙古包踏上慢慢寻根之路。 【人的一生，就是在脐带两端跨越】 娜仁左格一生有三个身份，父母的女儿，丈夫的妻子，朝乐门跟阿鲁斯的母亲。 除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丈夫，两个人“生了她”，两个是“她生的”，这是与她的身体产生最大关联的人。 生了她的人让她成为女儿，母体为她输入生命形成的养料，给了她作为人的原始身份，在她弱小蒙昧的幼儿时期叫她“乖乖，宝贝”，为她唱摇篮曲，给她最初的记忆，这份记忆伴随她终身。 作为一个女儿，她是幸运的，父母给了她一棵遮风挡雨的大树，让她怀念终生，在生病带来的记忆模糊之后仍旧日思夜想，“我像归途的小燕儿，追寻母亲的召唤”。 她生的孩子们让她成为了母亲。她把他们养育成人，在她的小鸟们已经足够强壮可以起飞之后，她老了，病了，生命再次回归弱小。 此时的儿子反过来担负起“脐带”一端的责任，为她清理小便失禁尿湿的床，告诉她，我小时候也总尿床，太阳一晒就没事了。 阿鲁斯在她深夜梦魇时给她温暖的拥抱，她把阿鲁斯认成父亲，儿子就像故去的父亲那样拥抱她。 人的一生就是在脐带的两端跨越。 从父母处寻得养料成人，延续生命用一根脐带滋养自己的后代，待后代成人再得到他们的反哺，从落地成为孩子，到再次成为孩子化为尘土。 人的一生不外乎承上启下，世代循环，是用一根脐带串联起的生生不息，我们很少看到脐带，但是它一直都在。 【蒙古族元素与蒙古族美人】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草原之美在电影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电影是全蒙语演出，除了个别单词跟汉语发音相同，其他需要依靠字幕，然而这一切并不会让人感觉不适。 蒙古族语言有一种诗一般的韵律，听起来很像唱歌，娓娓道来。 同时电影中的情绪情感呈现并不复杂。即使没有台词的辅助，母子间的感情流露，蒙古族姑娘的热情奔放，通过画面同样可以感知故事。 如果可以，也许可以试着离开字幕去看这部电影，单纯去感受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那种流淌于血液的温柔可以跨越民族，流至心底。 监制曹郁拍摄过《可可西里》，大草原在他的摄影机下呈现出别样之美： 夕阳西下，儿子与母亲走在黄昏的草原，看不出样貌，只有一个剪影，一根脐带穿起二人，整个画面中最夺目的就是那一根人工制成的脐带； 草原的天空犹如绸缎，蓝白相间，润色柔和，下边是一棵生命之树； 蒙古族元素在他的摄影机下呈现的不仅是传统的绿色，还有更丰富的色彩质感。 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光彩夺目。 塔娜身材矫健健壮，身着马靴，踩着她的机车出场，脸上的健康的红色，蓬勃饱满，如一匹健康的母马。 母亲娜仁左格则是呈现出温柔坚定质感，心态回归少女时的妩媚，抱小羊羔时的温柔强韧，突出了蒙古族女性的独具生命力的美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