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跟着工作组去陕西出差，先到一个很偏远的镇，接着坐汽车到村里。
开会时我负责照相，一群小孩子好奇地围着我。该换胶卷了，我随手把空胶卷盒给旁边一个小孩子，她高兴极了，“谢谢姐姐！”其他孩子羡慕地围着看。
看到小孩儿喜欢，我又拆了个盒给另一个小孩儿，他兴奋得脸都红了。翻翻书包找出两支圆珠笔分给孩子们，更多的孩子盼望地看着我的包，真后悔没多带两根。
我拉着一个穿红碎花小褂的女孩儿：“叫什么呀？”“小翠。”“有连环画没有？”
“没有。”旁边男孩儿说：“学校只有校长有本字典。”“姐姐回北京给你们寄连环画来上面有猫和老鼠打架，小鸭子变成天鹅的故事。”听得他们眼睛都直了。
我拿出笔记本，记个地址吧，“陕西Ｘ县李庄小学。”“谁收呢？”“俺姐识字，她收，写李大翠收。”
从陕西又转道去四川、青海，回北京忙着写报告，译成英文，开汇报会，一晃就两个月了。偶尔翻到那页，“李大翠？噢，李庄小学。”想起小村子的孩子们，犹豫了一下：“孩子们早忘了吧。就是寄过去，也许路上丢了，也许被人拿走了，根本到不了她们手里。”
第二天还是托有孩子的同事带些旧书来。大家特热情，没几天我桌上就堆了好几十本，五花八门什么都有：《黑猫警长》、《邋遢大王》、《鼹鼠的故事》、《十万个为什么》、《如何预防近视眼》，居然还有一本《我长大了，我不尿床》，呵呵，婴儿妈妈给的。从家里找了本《新华字典》，又跑书店买本《课外游戏３００例》一同寄走了，这一下就是一个月。
快忘了的时候，陕西的信来了，李大翠写的：“北京姐姐你好，从你走以后，村里的娃娃天天都说这事。我们经常去镇上邮局看看，嘱咐那儿的叔叔、婶婶，‘北京的信一定收好啊，我们的。’等了两个月没有，村里大人笑我们，‘北京的姐姐随口说的，城里人，嘿嘿，不作数的。’我们不信，姐姐清清楚楚地在本本上记了我们的地址啊。后来发大水了，俺娘不让去。我拉着小翠偷偷去，其实不远，半天就到了。万一书寄来了呢，万一我们不在别人拿走了呢。那天终于收到了。姐姐，你知道我们有多高兴吗？用化肥袋子包了好几层，几十里路跑着回来的。晚上全村的娃娃都到我家来了。小翠搂着书睡的，任谁也拿不走。第二天拿到学校，老师说建个图书角，让我当管理员。看书的人必须洗干净手，不能弄坏了。书真好看，故事我们都背下来了，还给俺娘讲哩。”
我看着窗外，眼睛湿了。想着那两座高山，漫过桥的大水，泥泞的山路上一高一矮两个单薄的身影。我为曾经的犹豫感到羞愧，幸亏寄出去了，要不永远对不起孩子，永远欠着一个心债，伤了的心拿什么来补呢？
后来陆续又寄了一些书和文具。秋天来了，收到一个沉甸甸的大包，李庄的“大枣”，红亮红亮的透着喜庆，里面夹着纸条：“姐姐，队长说今年最好的枣不许卖，寄给北京。”我把枣分给捐书的同事，大家说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枣。
从那以后，我明白什么叫“一诺千金”，什么叫“言而有信”。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