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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弗兰兹》为弗朗索瓦·欧容的导演作品，故事围绕一战之后的德国与法国两个家庭展开。主要角色有汉斯、马格达、阿德里安、弗兰兹以及安娜。但故事的中心落在弗兰兹上，沿着阿德里安和安娜展开。全片采用黑白与彩色交替的影像，既增加与观者的距离感，也更体现片中人物在战争后所面临的支离破碎的世界和心灵。但从影片本身出发，黑白与彩色的变化增添了一丝叙述的不可靠性，为角色创造了追寻“像”的文本空间。“像”不仅可以作为名词指称某物的符号文本化，也可指不同主体在另一主体意识中产生的类似感这一行为或动作，是一个静止的却动态的存在。在此基础上，符号（身份、人物、物品等）几乎参与了人物心理瓦解与重新构建的全过程，也因此逐步深入地引申出接近对自我和真实的矛盾：身份认知、幻象与“现象”、死亡。这些矛盾在阿德里安和安娜之间交互展开，最终帮助安娜确立了一个将意义整合于自身的完满主体。
身份认知： “非我”的符号化 谈及身份则不得不引入自我与符号这两个关键词，而论说自我的形成必定卷入对经验的讨论。按康德的先验论来说，直觉后于物的现身形成，经验则基于直觉对物的再现的反复识别。自我，或理解为“认知为独立个体的反身意识”，恰好在不断的经验累积，不断的对物的识别中成形。赤裸的自我在经验形成中一点点穿上衣服。如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后有了“知识与理性”一般，“我”开始在他人的话语海洋中寻找生存空间，身份则应运而生。身份即自我的“衣服”。 在皮尔斯的符号理论中，符号三分法为重中之重，具体三分为：符号（又称符号再现体），再现对象，解释项。解释项又可以进一步三分为：情感解释项，能量解释项和逻辑解释项。开头所说的“物的再现”可对应符号，而符号呈现在主体意识里的则是再现对象（比如盖茨比眼里的绿光所指的便不只绿光），经过永无止尽的符号释意，主体生成符号解释项。而影片中前半部分将阿德里安的主体模糊化，甚至抹去其主体性，使其符号化为“非我”，这场对主体身份意义的抹杀以及“非我”符号的建立正取决于围绕弗兰兹的符号意指效力。 首先要谈到的是“眼睛”。阿德里安将弗兰兹的眼神描述为“恐惧的，祈求存活的，空洞纯净的”。人们在经历过十八、十九世纪的启蒙与各自的文明传统教化后，民族热情高涨，这正好满足了统治阶级对外扩张和资本争夺的需求。在一个神话与宗教被宣告死亡的时代，民族文化和对传统的自信既是统治阶级控制教化中产以及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手段，也是人们对自身存在与对意义追寻的动力源泉。可战争再次将其“信仰”击溃，人们迎来又一场幻灭。在这样的背景下，所有与“过去”有关的记忆都被符号化，都被“神化”，或是作为一种消解绝望的方式。阿德里安仅仅因为那一个眼神，选择前往德国，寻求原谅，并不惜在过程中抹去自己的主体性，成为“他者”。但“他者”的话语海洋中有民族主义污染，有自我深处的海啸，也有远处袭来的飓风，沉眠的“我”不得安宁，几近窒息。于是阿德里安选择结束对自我的异化，直面叙述背后的真相。从安娜的角度，阿德里安是在弗兰兹生命最后一秒对视的人，正如亨利·詹姆斯在《阿斯彭文稿》中的主角一样，追寻着那个曾和阿斯彭眼神对视过的世界上最后一位存活者；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也曾坦言自己见到曾与歌德对视过的那双眼睛是多么令人心神颤动。因为“眼神”，不光是阿德里安，安娜也成为了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这点将在后面谈到。 接着话题转入“小提琴”与“画”。话到此处符号才正式开始在自我，他者和身份之间周旋。阿德里安喜欢艺术，是一个极具天赋的小提琴手，但战争之后的他再也无法享受音乐。巧合的是，本与他只“一面之缘”的弗兰兹也喜欢演奏小提琴，这是符号转换的另一主要媒介。共享音乐这一艺术媒介，阿德里安通过一步步填充自己对弗兰兹的了解，在汉斯、马格达,、安娜心中叙述出一个善良、勇敢、有艺术细胞的弗兰兹的形象——这也足以让观众相信弗兰兹似乎就是这样的人。故而在面对汉斯和马格达时，阿德里安始终处于一种身份暧昧的状态：成为他所叙述的弗兰兹；成为杀死真实弗兰兹的自己。而成为后者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弗兰兹父母和其未婚妻的悲痛与怒火，更要承受战后两国的身份认同问题。影片中多处表达两国各自中产阶层的固化思维与刻板认知，虽然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从部分西方国家的社会组成结构来看，自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起，他们就是一股统治阶级始终需要牢牢把握的力量以维护社会和统治的稳定，为殖民与资本扩张大开方便之门。可即便是这样，也仍有大批人感受到战争所带来的不可磨灭的另一层伤痛：意义的崩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