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第03章 致北京的年轻人）(2)

　　虽然那时还不是结构主义的时代，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我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被解构了，我必须重新建构，以自己的力量，重新检讨塑造了自己的法国文学和法国哲学所导致的东西。并且，我重新学习法国的人道主义传统，我大学时代的老师，是拉伯雷研究专家，拉伯雷时代法国人道主义的形成，是他毕生研究的主题。我也从中感受到了某种和偶然相缠绕的必然。

　　另一件我必须重新检讨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我一直写作的小说，在当时的现在，对于因为残疾儿诞生而动摇和痛苦的我，究竟有效还是无效？我想重建如此动摇、痛苦几乎绝望的自我。激励自己，需要从根本恢复的作业。

　　于是，我想把这样的作业和新的小说写作重合起来，我写出了《个人的体验》。当我写出对自己来说意味着新生的小说的时候，我已经能够从积极的意义上认识和残疾的孩子共同生存这一事实了。

　　同时我也认识到，如此获得恢复的我，面对自己国家的社会状况，也必须采用新的视点。因为我热中于个人家庭发生的事件，已经看不见作为社会存在的自己的积极意义。

　　我调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开始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由此，我也很自然地投身于原子弹受害者们的社会运动。关于广岛，我写了一本书，并把在那里的学习所得和发现，反馈给了自己的小说。

　　和身患残疾的孩子共同生活了六年以后，也似乎是偶然的，发现孩子对野鸟的叫声很感兴趣，我和妻子创造了和孩子沟通交流的语言。不久，孩子的关心从野鸟的歌声转向人工的音乐，我们的家庭也迎来了新的局面。

　　而作为作家，我也把我和发生如此变化的残疾儿子的生活写进了小说。尽管如此，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这部作品里，残疾儿的存在还是退到了小说的背后。这部小说是把日本近代化开端时期最初向美国派遣外交使节的年份，和从那时起百年以后围绕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改订而掀起的市民运动对照起来描写的，表现了这样一个大主题。但并不能以此作为说明残疾儿的存在退到了小说背后的原因。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的关心也常常在怎样推进和残疾儿的共同生活上。

　　在这部小说里，我主要刻画了一对没有勇气和残疾儿彻底生活下去的年轻夫妇是怎样颓废下去的。从消极的侧面，探照自己的家庭问题，所以，这部小说，对我来说，也仍然是从和儿子的共同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小说。

　　(三)

　　但是，把和自己家里的残疾儿子共同生活这样的事情作为所有小说的主题，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真正的文学创造么？我想，大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自己也常常直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以为，我正是通过克服这个疑问的具体行动，从而积极地向前推进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当我还是法国文学系里热中前卫文学的学生的时候，我最初写作日语小说是出于以下的动机：第一，我想创造出和已有的日本小说通行文体不同的东西。关于这一点，直到今日，我也仍在继续最初的想法。当然，从事小说家的工作已经四十年，在实践过程中，我对文章、文体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变化之一，是设定明确的意图，破坏作家已经创作出来的文体，这是有意识引导的变化；还有一种，则是可以称为自然成熟的变化。

　　但是，我并没有偏离在二十二岁的时候确立的创造日本迄今未有的小说文体这一根本方针，也没有产生把这一方针改换得更为稳健的消极想法。

　　我的小说创作另外一个动机，是想描述自己战争时代的童年和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青年时代。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反映了一个在日本偏远地区、森林深处出生、长大的孩子所经验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在作家生涯的基础上，我想重新给自己的文学进行理论定位。日本的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一个明显可见的缺点，是缺少提出方法论的意识。我从阅读拉伯雷出发，最后归结到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方法论研究。以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观点，把东京视为日本的中心，把天皇视为日本文化中心，针对这种观点，巴赫金的荒诞写实主义的意象体系理论，是我把自己的文学定位到边缘、发现作为背景的文化里的民俗传说和神话的支柱。巴赫金的理论，是植根于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基础上的欧洲文化的产物，却帮助我重新发现了中国、韩国和冲绳等亚洲文学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