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第04章 北京讲演二○○○）(4)

　　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一切却完全倒转过来，日本全国都开始施行民主主义教育。就在这个时期，我度过了少年时代的后半期。在我的印象中，战时的日本是个在世界上处于孤立，并被从外部封闭起来的国度。战后，日本向世界开放，天皇也不再是神，这种民主主义体制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国家形象。就在这种民主主义的解放感之中，我决定前往东京的大学。尽管那是一段生活贫困并充满了辛劳的青春，却从不曾失去对民主主义的信赖。我觉得，这一切构成了我的整个人生的基调。

　　在大学里，我学习的是法国文学专业，是一个从让-保罗·萨特那里接受了很大影响的学生。不只是萨特的小说，在时事评论和哲学论文等所有领域，萨特都是我的引导者。我在大学期间开始写小说。那时，我想表现战争时期地方孩子的生活以及笼罩在这种生活之上的超国家主义的阴影。此外，地方出身的青年在战后的都市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安和社会矛盾，也成了我作品中的主题。运用从法国现代文学中学到的手法来写这一切，是我的文学的第一期。《掐去病芽，勒死坏种》这个比较短的长篇小说，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之作。

　　在那段学习以萨特为中心的法国文学并开始创作小说的大学生活里，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通过将鲁迅与萨特进行对比，我对于世界文学中的亚洲文学充满了信心。于是，鲁迅成了我的一种高明而巧妙的手段，借助这个手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日本文学者得以相对化并被作为批评的对象。将鲁迅视为批评标准的做法，现在依然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

　　当年，我是以青年小说家的身份登上日本文坛并开始文学创作的。二十八岁那年，我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考验。那确实是一次“个人的体验”。作为年轻的小说家，应当如何面对日本的社会现实？我从这种萨特式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置于不得从个人的闭塞状态中后退半步的危机之中。

　　而引发这一切的，则是一个头部存在着医学上问题的婴儿出生在了我的家庭里。我感到非常苦恼，不知该如何调整自己以与那个孩子共同生活下去。首先，我不懈地进行医学上的努力来救治那个孩子，接着在心理上也坚定了共同生活的意志，在实际行动上朝着那个方向开始前进。以这个经历为基础而创作的长篇小说，便是《个人的体验》。

　　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同时，我还写了《广岛札记》。那是一部长篇评论，说的是太平洋战争末期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而受到伤害的人们。我在这部长篇评论中描述的，首先是广岛的诸多医生们。尽管他们本身也遭到原子弹轰炸的伤害(这里不包括因此而死亡或重伤的医生们)，仍然连同那些身负轻伤的医生们一道，投身于医治受原子弹伤害的患者的工作。护士们也是同样如此。对这些护士而言，当他们和她们开始医治伤者时，不可能从医学意义上了解核爆炸给人们的肉体带来的危害是怎么一回事。人们摸索着不断获得医疗上的实际效果，从这种努力中，创建并推进了包括针对白血病的治疗方法在内的医学，比如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那样的放射能造成的伤害进行医治的方法。

　　那些放射能受害者又是怎样地从医学、经济以及人权等领域的痛苦中恢复过来的啊！甚至在遭原子弹轰炸而被伤害多年以后，他们还不断有人因为放射能障碍而被迫苦度与疾病作斗争的日子。尽管如此，他们却从不曾忘记作为广岛幸存者(长崎的幸存者们也是如此)对社会责任所具有的自觉。为此，我受到了深深的感动。我认为，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放射能受害者所发起的废除核武器的社会活动，是日本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所显现的最为重要的行为。

　　通过直接接触广岛的放射能受害者们的思想和行动，我得以深入个人的内闭状态(能够坦率地描绘处于这种状态之中的自己，对我的文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恢复了面向社会，进而面向世界开放自我的勇气。

　　不得不深入个人内部的倾向，以及试图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态度，经常同时存在于我的身上，并创造出了我的文学。作为一个专修法国文学的学生，我从萨特那里学会参与社会。从那时起，我就反复将个人的内部这个课题与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课题重合在一起，不断重复着回到原点后再行出发的循环行为。

　　1968年，我写了《万延元年的Football》，也是与一篇作为社会性报告而创作的长篇评论《冲绳札记》同时进行的。在日本带有国家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进程中，从社会状况直至文化的细部，冲绳人民蒙受了怎样的压制啊！那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压制曾进行了怎样的抵抗啊！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时刻，最为沉重地背负着日本现代化中的矛盾的冲绳民众，又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啊！战后，作为美军在亚洲/世界战略的军事基地，冲绳的人们更是一直在承担着怎样的重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