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第04章 北京讲演二○○○）(5)

　　在这种长期存在的困难中，冲绳又是如何维持其独特的思想和文化并予以创新的呢？我对此作了调查，而且曾打算进行研究。我对冲绳展开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年七月所发表的一系列随笔作品。

　　我的这个经历——在冲绳从事这种时事性和文化性的调查和报告的经历，构成了创作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的思想基础。先前已经说起过了，我出生于日本列岛的四国。正因为那里远离文化中心地东京，至少直至我的孩童时代，我们那个村子还保留着独特的大众性历史和传统。我就在那种地方文化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受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解放感所鼓舞，我前往东京，学习以法国为中心的外国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尽管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但在我的内心底里，却总是存在着根本性的窘迫。

　　四国的山村是边缘，而东京则是日本现代化最直接的目标，同时也是现代化最核心的据点。那里还是中央集权的场所，吸收着地方的多样性指向并使其均一化，使得日本的现代文化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性格。东京的中心文化形成了神话的中核，作为王朝文化而昌盛，并支撑着那个超国家主义的体制，尽管被战后的宪法从政治权力中驱赶出去，却依然具有极为强大的影响力，与天皇这种文化的中心相互重合。三岛由纪夫和我之间之所以相互对立，是因为彼此间存在着文学观的差异，更是因为他怀有图谋复活作为他的文化中心的天皇这种意识形态。三岛这个人在出生、成长以及美学上都体现出东京文化。

　　而我，则在边缘地区传承了不断深化的自立思想和文化的血脉。对于来自封建权力以及后来的明治政府中央权力的压制，地方民众举行了暴动，也就是民众起义。从孩童时代起，我就被民众的这种暴动或曰起义所深深吸引。

　　我注意到，在冲绳，人们在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下，从以往维持琉球独特的政治性自立和文化的时代，直到被现代国家日本所吸收以后，仍然没有丧失抵抗的思想和文化。我曾写了边缘的地方民众的共同体追求独立，抵抗中央权力的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这部小说的原型，就是我出生于斯的边缘地方所出现的抵抗。明治维新前后曾两度爆发了起义(第二次起义针对的是由中央权力安排在地方官厅的权力者并取得了胜利)，但在正式的历史记载中却没有任何记录，只能通过民众间的口头传承来传续这一切。此外，小说中描述的在现代社会里进行尝试的年轻人所发起的第三次暴动却没能取得成功。不过，与那个中心进行对抗的边缘这种主题，却如同喷涌而出的地下水一般，不断出现在此后我的几乎所有长篇小说之中。

　　在我创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的前后十年间，以拉美地区为核心，不断出现以神话般的想像力和与此相适应的方法(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汇可以适用于这个方法)进行表现的小说。这些小说描述了与前面说到的那个中心相对抗的民众，以及他们自立的政治构想和文化。我发现，自己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所指向的目标，与它们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内，我得益于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荒诞现实主义理论，并开始意识到和强化了这种小说的方法。直至现在，我的小说世界仍然是用这个方法论构建而成的。

　　在刚才提及的十年后的第一年，我前往墨西哥城的大学任教职，从一位中国文学专家的同事那里，见到了一份将拉美文学翻译为中文的书目单。在那份清单中，我看到了胡安·鲁尔福的《彼得罗·巴拉莫》。这位墨西哥作家的杰作，构成了拉美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群的源流之一。我曾预想过，无论在想像力的质量上，还是在叙述的方法上，从这个源流中接受了影响的小说一定会出现在中国。

　　然而，中国的年轻作家们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对于他们业已实现并获得的巨大而丰硕的成果，我不胜羡慕并致以敬意。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说中，之所以提到郑义和莫言的名字，是因为将他们视为这种新文学的代表者。我期待着日本的年轻作家们能够向他们学习并展开积极而多彩的文学活动。同时，我还期待着他们能够与中国的那些优秀作家和韩国的年轻作家们一道，完成确实可以被称之为亚洲文学的事业，并在这个名称之下参与世界文学。

　　另外，我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去年发表的《空翻》。小说始于被称之为“师傅”的教祖与被称为“引导者”并扮演预言者角色的男子，试图在现代的东京创建新的宗教教会。其实，十年前他们曾一度建立起拥有超过两千名信徒的宗教教团，其后却又通过电视发表声明，表示他们的教义是错误的，并说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从而解散了那个宗教教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