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第06章 柏林讲演）(3)

　　而且，在青年时期我很早就认为，世界文化不存在什么中心，西欧也不是应该享有特权的中心。就拿德国文学、德语文学来说吧，对森欧外而言，那应该就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了——虽然他从年轻时起就把欧洲各国的同时代文学大量地译成日语，但那些作品并非来自已经译成德语的文集，而是对于刊登在《科恩报》、《柏林日报》等星期天文艺附录上的作品的重译——而就我而言，无论是令我终生爱不释手的托马斯·曼，还是罗伯特穆西尔、艾利亚斯·卡内蒂和君特·格拉斯，他们都是扎根在绝无特权可言的世界的某一个地方，用德语从事写作的作家。

　　在我成为小说家的时候，我的理想就是把一个远离世界中心、甚至远离日本中心的森林之中的村庄当做普通场所的典型，用日语在小说里表现出来。因此，我为拉美文学的勃兴而欢呼，为今天在中国内外从事着文艺活动的作家——他们在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影响下创作出的富有独特想像力的世界而陶醉，这也是十分自然的。

　　我用在比较语言学上属于特殊语言的日语写小说，现在也正在用它讲话。如果因此而产生的巨大障碍可以通过翻译的方法被清除掉的话，那么，我相信日语独特的表现也会成为世界普遍的共有之物。这个信念是我在战后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战后民主主义时代里形成的，同时它也造就了今天的我。

　　当我在四国的森林中看到占领军的吉普车而心灵受到震撼的时候，在太平洋对面的夏威夷群岛的比格艾兰岛上，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日裔美国少年也有过一次跟汽车有关的深刻的情感经历。他叫纳吉塔·哲夫，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他的父亲是从日本移民去的没有土地的农民，二战期间在一个为人员众多的夏威夷美军基地的军人和家属供给蔬菜的农场里当佃户。战争结束后，农场主估计到基地人口将会减少，便从纳吉塔父亲的手里把位于岛屿高处的农田和房子收了回去。在通往临近海边的市区的路上，每当纳吉塔一家乘坐的小型福特车被甘蔗园的大卡车超过时，少年纳吉塔都会感到一阵惊恐。

　　与夏威夷原住民的孩子们一起讲着洋泾浜英语长大的纳吉塔，和只懂日语的父亲之间的交流存在着语言上的障碍。接受英语教育的纳吉塔是在研究生院当研究生时学的日语，后来成了研究日本历史的专家。纳吉塔用英语撰写的有关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史研究具有给我这样的日本人带来新发现的巨大活力。

　　纳吉塔尤其关注的是，在封建制度下的商业大都市大阪，由十八世纪的富商们开设的一个叫怀德堂的学堂所取得的成就。十九世纪中叶，在日本的近代化开始之前，这所学堂一直对以商人为中心的学生进行教育。近代化以前的怀德堂的学者们——几乎同时都是很有实力的商人——在学问上所取得的成果，与近代化以后急剧增强国家主义色彩的政府所推行的单一化的文化相比，具有更多样、更普遍的展望性。尽管明治维新以后西欧文明的大量流入也同样是事实。

　　十八世纪在封建体制下的日本的主导思想当然是以儒教为基础。但是，同武士政权即幕府在江户开办的学堂相比，大坂商人学者们对古典文本的解释更加自由。例如：对于儒教伦理观即“德”中最为重要的“仁”字，他们强调的是也可以用宽容一词来替换的那个侧面。而对于“义”，则理解为正确的情况判断和公正的行为，也就是说，将处于商人的主导地位的学者们作为经济家的生存方式正当化了。

　　从日本近代化之初到太平洋战争失败，日本人的文化中最欠缺的是什么呢？作为其中之一，一些人列举出宽容。其中心人物之一，就是我读大学时的导师、教授法国文学的渡边一夫先生。他从研究弗朗索瓦·拉伯雷开始，是专门研究法国人文主义的学者。在日中战争到太平洋战争这段以不宽容为旗帜的超国家主义国民情绪高涨时期，他义无返顾地致力于向日本人传达从法国人文主义那里学到的宽容精神。

　　战败后不久，渡边在出版自由的环境下依然继续着他的努力，他还敏锐地觉察到，国民对于太平洋战争和超国家主义危害的反省存在着逐渐被暧昧化的危机。因此，虽然他是以法语为专业的学者，却还是毅然将托马斯·曼的四篇文章翻译过来，并将它们和与此有关的安德烈·纪德的文章一起以《五个证言》为名出版了。

　　在此，我想引用一下其中收录的曼于1938年写的《告欧洲书》中的一段文章。其德语文本“Achtung，Europa！”，想必大家不难找到，所以，我想使用渡边一夫译成的优美的日语来引用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我的祖国，国家主义正在高涨，大有在不远的将来成为时代思潮的趋势。作为一个对此深感不安的人，我想从柏林向祖国的年轻人发出这样的声音：战败之初，渡边一夫将托马斯·曼的话传送给了日本人，那同样也是为了明天的你们而做的。同时，也是因为想举一个实例来告诉柏林的听众，在战败之后不久的日本，诚实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把用德语写成的文章当做来自欧洲最重要的声音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