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第06章 柏林讲演）(4)

　　所有的人文主义都存在着一个脆弱的要素。那就是对一切狂信主义的嫌恶、清浊并蓄的性格，以及容易陷入宽大的怀疑主义的倾向，一言以蔽之，均来自其本来的温厚性质。而在某种场合，这对于人文主义来说，却是致命的。今天，我们需要的也许是具有战斗性的人文主义，是能够证明自己威力的人文主义，是坚信自由、宽容和自由探索的原则不该眼睁睁地成为其厚颜无耻的仇敌们的狂信主义牺牲品的人文主义。难道欧洲的人文主义已经不能自我更新并使其原则重新具备战斗力了吗？如果它真的到了对此毫无知觉、无法重新恢复生命力为斗争做准备的时候，那么，人文主义恐怕将会灭亡，欧洲恐怕也会随之灭亡。

　　托马斯·曼在三十年代发出的悲鸣唤醒了欧洲，因此人文主义恢复了战斗力，最终取得了对纳粹主义的胜利。我想，正因为渡边一夫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为了将来的日本人把这些有效的呼声译成了日文。经历了超国家主义的重压之后即将诞生的具有丰富的宽容精神的人文主义，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已经危在旦夕了。此时此刻，如果没有战斗的人文主义，那么一切都将失去，超国家主义就会卷土重来。对于因此而怀有强烈危机感的渡边一夫来说，将这一呼声传送给日本人是他无论如何也要做的事情。

　　万幸的是，日本人当时并没有像渡边一夫担心的那样急剧转向忘记战败惨痛教训的方向。我认为，这是因为前面提到的中野重治、丸山真男、渡边一夫等人所做的先驱性工作发挥了作用。同时，也可以说是战后的历史教育取得了切实的成果。战后民主主义时代给日本人精神史带来的变革实在是非同小可。

　　反过来说，也正因如此，半个世纪之后，“日之丸·君之代”即与作为亚洲侵略者的日本的过去重合在一起的国旗、国歌的合法化，才在集结着所有保守党的政权的紧急策划下实现了。此外，一部分迎合他们的学者、宣传媒体还开始了改写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活动。

　　在此危急的转折时期，反而由日裔二世的美国人历史学家发掘了十八世纪日本商人学者们独自的思想，并在那里找到了宽容的源流，追溯了日本人的人文主义之所在。这令我非常感动。我重读了与纳吉塔的学问有关的从近代以前到近代的日本人的思想史，期待着今后能有真正把目光集中在那些被急剧高涨的超国家主义所破坏的、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后短暂的战后民主主义时期力图重建的东西上的年轻一代人的出现。

　　否则，前面引用过的托马斯·曼悲剧性的警告，在今后五年、十年里，就不能不面对日本人反复地重复下去。日本人本来就不能说具有战斗性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且，对于这种倒退，比日本人更加恐惧的一定是在日本急剧发展的近代化和超国家主义淫威下深受其害并记忆犹新的亚洲各国人民。

　　而且，我并不认为，我国政府搞的“日之丸·君之代”法制化和民间改写历史教科书势力的活跃是由于他们对于亚洲人的眼睛、耳朵和声音过于迟钝的原故。我认为，恰恰是由于他们适度敏感地觉察到了，因此才迫不及待地为了反击做着准备活动。

　　同时，我还感觉到，对于目前日本回归国家主义趋势的危险性以及必须同它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海外的青年知识分子要比日本国内有良心的年轻人认识得更清楚一些。不久前，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待了一年，与一边在那里学习一边自发进行一些活动的中国留学生和从韩国来留学的研究者都有过交往，同他们的交流使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日本的国家主义趋向所具有的特征性的一面，是锁国主义。日本这个国家，也因为在地理条件上是东洋的一个岛国的缘故，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常常处于锁国的状态。如果把从古代到中世之间同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关系，还有近代化以后大国主义的种种露骨的表现统统计算在内的话，日本在近世针对欧洲的锁国就不用说了，锁国的局面的确反反复复出现过很多次。

　　如果是在知识方面的锁国，问题就更严重了。一开始我曾说过，早在近代初期，森欧外等青年知识分子就竭尽全力地输入西欧文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化以后。虽然在这一点上日本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但日本的思想家、文学家中流亡海外的例子却可以说根本没有，而接受来自海外的流亡者、试图从国内搞文化国际化的情况也不曾有过。

　　日本人具有容易返回国家主义的体质和与之相伴的强化锁国主义精神状况的毛病。要克服它们，只有期待年轻的新一代日本人的努力。这正是我今天之所以重新朗读在战后初期艰难的出版条件下被译成日语的托马斯·曼那期盼着战斗的人文主义到来的文章的理由。我期望着我此刻的声音也能如愿地传到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