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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颠覆与反抗 卡梅隆把一段跨越阶级的爱情置于泰坦尼克号上，本身就是在书写一段传奇。恰恰是有着真实的历史悲剧作为背景，才更加衬托出这一对苦命鸳鸯爱情的深度与恢宏。就像张爱玲在《倾城之恋》最后所展现的，似乎一座城市的湮灭只不过是为了实现一对情侣的爱情。而泰坦尼克号作为电影中最大的主角，它的沉没在这个爱情故事中也就成为必然，而恰恰是故事内外——真实与虚构——的遥相呼应，使得一段个体的爱情被赋予了强烈的传奇性和历史性，而这一璀璨的光芒也是让杰克和露丝的爱情无论经过多久的时间消磨，都依旧会令人着迷的原因。
可以说，卡梅隆通过《泰坦尼克号》创造了现代世界里最经典的爱情故事，他一方面继承与吸收了西方传统浪漫爱的故事模式，另一方面也把它置于一段特殊的现代历史转折点上，从而让一段年轻人的爱情具有了沉重的历史感。正是卡梅隆对这两部分的完美融合，使得现代“浪漫爱”的形象被建构出来。这些爱情模式和元素在西方漫长的文学和艺术历史中经过变迁而渐渐成熟，最经典之一的代表作便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根据西蒙·梅《爱的历史》，我们能够简略梳理出现代西方的“爱情”谱系，其起点大都被定位于中世纪的“骑士之爱”/宫廷之爱上。一种颇具仪式化的示爱模式，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撬动了当时主流社会的两***，即主要以生育为目的的婚姻结构，而把“爱”、“钦慕”和“情感”等置于首位，从而开启了西方现代浪漫爱的滥觞。对于古代社会而言——无论东西方——爱情都被置于一个复杂且备受警惕的位置，因为两性结合的首要目的并非两情相悦，而是为了两个家族的结盟与父系血缘的延续，因此对于“家”这一公共领域而言，“爱情”之私往往被严格控制，夫妻之间的主要情感要素并非“爱”，而是诸如“顺从”、“敬”等义务。因此，当“爱”从此类社会关系中被解放后，它便被赋予了某种颠覆和反抗性，也让它几乎“天然”地被建构为一种自由的话语。 《爱的历史》，作者: 西蒙·梅，译者: 孙海玉，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爱与自由、纯真和自然的联结在浪漫主义中被反复言说，少男少女之爱被表现为人类最美与最真挚的自然情感，也被看成是对抗古老等级和家族制的武器。在“五四”运动中，“爱”就是自由、平等与人权，是个体最本真的情感，是对吃人礼教和家族的反抗。因此“爱”被赋予了强烈的超越性（这一点几乎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已经出现），就如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对“情”的观点，“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作为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存在，“爱”能够战胜俗世的各种压迫、区隔与伤害，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家族的血仇也阻挡不了两个年轻人的惺惺相惜，而最终他们以死明志，来保护两人之间美好的爱情。 在这些传统故事里，我们已经能看到出现在《泰坦尼克号》中的诸多元素，如两人的阶级差异、露丝面临的沉闷且虚伪的上层生活、个性张扬且热情的底层艺术家杰克、被各方势力层层阻挠、以及最终为了爱奉献自身……泰坦尼克号——这个被称作“世界工业史上的奇迹”的人类作品——为杰克和露丝的相遇相知创造了一个空间，否则以他们鲜明的阶级差异，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可能遇见。1912年的欧洲依旧是一个等级森严、岁月静好的世界，万物根据自身的出身和阶级徘徊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但新的思想也已经蠢蠢欲动，而泰坦尼克号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对于这一时刻/时代最好的隐喻。 启蒙理性所承诺的乐观未来以及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快速发展与富裕，使得人们坚信他们已经彻底战胜自然，成为自身与世界的主宰。泰坦尼克号作为人类创造的野心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不祥的象征，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浓缩的、复制版的世界，再生产着森严的等级，通过不同的空间区隔，把不同阶级的乘客分开。但与此同时，这样的区隔又并非铁板一块，而总是存在缝隙，所以杰克才会从下等舱溜出来遇到了在甲板上准备轻生的露丝。这样的偶遇是偶然的必然性，就如希腊神话中诸多寓言所展现的，无论个体如何闪躲隐匿，最终都无法逃脱命运的必然性。在经典爱情模式中，这种偶然的必然性会反复出现，由此才会开启走向那命运的注定之路。 从《泰坦尼克号》到《革命之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