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芥川奖的时候
——一九五八年，以《文学界》一月号发表的《饲育》为契机，您获得了当年上半年的第三十九届芥川奖。在这一年的三月，文艺春秋新社出版了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死者的奢华》；六月，讲谈社出版了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拔去病芽，掐死坏种》；十月，新潮社出版了您的《在看之前便跳》。这是您在文坛上辉煌而正式的亮相。您在自编年谱（小学馆《群像日本的作家23大江健三郎》）里这样写道：“这一年里，由于突然而至的作家生活，我患上了深度的安眠药中毒症。”
我调查了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的报道，因为作品中新鲜的感受性和崭新的文体而受到媒体高度赞赏的文艺批评以及诸如此类的好评，您被突然推到了媒体面前，认真接受采访的身着学生服的大江君的照片，现在还存在着很多。只要想一想约半个世纪前的那种状况，就可以想象出处于漩涡中心的您本人也遭了大罪吧。
回顾自己的人生，当时曾捱过好几个现在仍感到毛骨悚然的关口，真庆幸能够苦苦熬过那个时期并存活下来。这其中最为清晰的，是开始写小说之后的第四年至第五年之间。
去年夏天，在北轻井泽的别墅里，我把遭雨水淋湿后干结成硬块儿的法语书籍全都扔进壁炉里焚烧了。在那过程中，无意间发现登载着《奇妙的工作》的《东大新闻》，便历历在目地回顾了当时的情景。在一九五七年的东大“五月祭”有奖征文活动中，经荒正人①先生评选，这篇小说被推举为获奖之作。在《东大新闻》发表不久，平野谦②先生随即在《每日新闻》的“文艺时评”栏目里给予褒奖，编辑也表示了关注，说是“今后就写小说吧”。从此，我很快就开始了小说家的生活。也就二十二三岁……不过，当时我可是一个全力以赴的愣头青呀。
大学三年级到四年级之间的那个春假，我把皮埃尔·加斯卡尔的《野兽们·死人的时代》原著与渡边一夫先生的译文对照起来阅读，然后就想尝试着写小说，随即写了大约三十页③稿纸，便拿去参加征文活动了。现在回过头来读，觉得这简直就是加斯卡尔作品的翻版，可当年却深信不疑地认为这是自己独创性的小说。对于当年的自信，我甚至感到不可思议。与此同时，我还发现了另一种独创性，当时未曾意识到，却一直延续至今的独创性。
那时，一个朋友住进了东大医院，现在回想起来，他是自杀未遂因伤而住院的。“情况怎么样？”当我如此询问时，对方便回答说：“每天下午一点到六点，东大医院饲养的那些用于实验的狗就叫开了！”出于一种偶然，那个朋友幸存下来并在医院里听到狗的叫声这件发生于现实生活之中的事，与我阅读《野兽们·死人的时代》的经历在同一个时间段相遇了。于是，那部小说也就问世了，其主题说的是一个为打短工而参与杀狗的青年，最终意识到自己因为这个临时工作而落入到亲手挖掘的陷阱里。
——这部作品也是如此，“狗”所代表的小动物，包含着针对社会的某种悲痛的寓意，作为大江作品的特征之一，这一点从最初就强烈地显现出来了。
那些狗极为相似。大型狗、小型宠物狗以及形体大致适中的红毛狗都被栓在桩子上，它们都很相似。我在想，它们有某处相似。这相似处在于它们因为全都是下贱的杂种而瘦弱不堪？还是由于被栓在木桩上从而彻底泯灭了敌意？一定是这样的！即便我们，或许也将如此一般。彻底泯灭敌意，毫无气力地被栓在桩上，彼此相似，丧失个性，暧昧不明，这就是我们，我们日本的学生。不过，我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我对包括政治在内的几乎所有事物都没有热情，也不知这是因为自己过于年轻还是太过老成。我已经二十岁了（《奇妙的工作》）。
是啊，与其说这些小动物构成了作品的主要骨骼，毋宁说它们是作为零碎的比喻而经常出现的。更准确地说，在这些处所，源自于加斯卡尔文章特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加斯卡尔的作品中，有关小动物的表述实在是出色。
——二〇〇七年五月，恰好是“五月祭”有奖征文活动五十周年。一九五五年九月，东京大学驹场校区的校内杂志《学园》刊载的《火山》，是您成为铅字的第一部小说吧？
是这样的。当时我刚刚二十岁左右，进入大学后不久便认识了诗人岸田衿子①，岸田邀我一起去她妹妹家。那时候我对东京的地理什么都不知道，总之，从六本木交叉路口附近下坡，她家就在那坡道中途。说起衿子的妹妹，先前我并不知道是谁，可是屋门一打开，站在门内的竟是女演员岸田今日子②。玄关对面是个大约四叠半③的日本式房间，里面有个如低矮碉堡一般的四角形台面，四个人就围坐在那台面四周。于是我就在想，东京的艺术家就是这样进行争论的呀！不由得心生敬意。不记得是衿子还是今日子说：这是麻将（笑）。那四人中的一人这时便向我问道：“你就是写《火山》那篇小说的作者？”他还说，“那小说可真棒！”那人就是武满彻④。武满的工作，当时被制成唱片的，只有《为弦乐而作的安魂曲》，可我强烈地觉察到，此君绝非寻常之人。他对我说，“我认为你就是小说家！”也就是说，武满想要见我，便委托今日子，而今日子则找到了她姐姐，然后衿子就邀请我过来了。武满是在五十一年前就读了我作品的人。自那以后，他就一直是我所敬爱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