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您选择墨西哥为海外旅居国，似乎也是一个非常恰当的选择。当时是拉美文学占据世界文学之中心的特殊时代，奥克塔维奥·帕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二十世纪的重量级作品不断出自于中南美洲。
一九七〇年前后，也就是我三十五岁左右，正是拉美文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重大成功的时期。最初我阅读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日译本，其后不久，升任《海》主编、东大法文专业的同学塙嘉彦告诉了我很多法译文本，我便开始了阅读。尤其是巴尔加斯·略萨与我年岁大致相同，我最爱阅读他的作品。在那些法译本和英译本之中，我认为最出色的作品是墨西哥的题为《彼得罗·巴拉莫》的小说。在我的印象里，该作品说的好像是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呼吸着同一空气并在一起生活，我觉得这部小说非常棒！
在墨西哥学院任教期间的某一天，一位因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而被从美国的大学里赶出来，后来在墨西哥安顿下来的男性同僚对我说：“如果有空闲的话，我领你去作家经常出没的酒店去吧。”便领着我去了一家小酒馆。在他回去之后，我仍在柜台前喝着龙舌兰酒。这时，一位上了年岁的绅士在我身旁坐下，开始用法语和我交谈起来：“你认识墨西哥的小说家吗？”“知道一部作品，那确实是一部出色的小说。”我如此说明，“那位作家可是理应位于拉美文学中心的人物啊，可他仅有一部作品，似乎另外还有一部，只是目前好像还没出版。”
于是那人说道：“或许，该不是《彼得罗·巴拉莫》那部小说吧？”“就是那部小说。”我如此一说，他就说道：“我就是写作那部小说的人。”这是真的！“如果是英译本的话，我还有一个短篇小说集。”他说，虽然没有告知自己家的地址，却说是会让人把书送到这里来，嘱咐我来此处时取走即可。两三天后，当我再度前往那家小酒馆时，附有胡安·鲁尔福①签名的书已经放置在那里了。又过了几年，他便去世了。所以，我就成了曾幸运邂逅胡安·鲁尔福的日本人。墨西哥城这座大都市本身，就是现代社会和神话世界所共存的、非常刺激的场所。
——即便在日本，这个时期也是文化人类学这个学科开始登上舞台，同时有关俄罗斯形式主义的研究类学术著作开始不断得到介绍的时期。
确实在那个时期，世界上的文化理论开始被介绍到日本来。并不是此前的美国中心、西欧中心的文化理论，而是与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文化底层相通的处所，以东欧为首的各个国家独自的理论被精心译了过来，尤其是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的文化理论。在当时那个世界，当然存在着将索绪尔②的语言理论也与其结合起来并科学性的予以推广的学者。原本因在革命后随即提出俄罗斯文化理论而被斯大林主义压制的那些人，此时对于他们的再评价也在西欧蓬勃兴起。尤其在捷克和波兰这些前苏联周边的小共和国，情况更是如此。有人便把这些颇有势头的文化理论以异常的热情介绍到了日本，其代表人物则是山口昌男①。他是一个连历史学也包括在内的、视野非常开阔的文化人类学学者。比如，他提出的祭祀和农民暴动所共同具有的文化特性，以法国为首的世界各国的狂欢活动里某一人物的死亡和再生，还有笑的力量等。他将这一切与非洲以及美洲印第安的文化连接在一起，并与刚才说到的俄罗斯革命前后的文化一同进行理论化梳理。
——据说，您从中尤其接受了山口先生的《文化和两义性》的影响。
是啊，确实专心致志地阅读了这部专著。对其中所参考的英文和法文书籍，使用一切方法……有些书是从山口那里直接借来的，花费三年时间持续阅读了这些书籍。不妨说，通过这样一件事，自大学毕业以来我再度开始了学习。巧合的是，这个理论的主要提出者是米哈伊尔·巴赫金②，而此人在分析里引为核心对象的巨著，则是弗郎索瓦·拉伯雷的《巨人传》，这正好是渡边一夫先生的专攻领域。所以，我多少也作了一些学术准备。我此前对文学、文化理论以及社会所做的一切思考，这时便融为一体了。
还有一件碰巧的事。在那之前不久，出于政治动机，我学习了有关冲绳的知识。此地距离以天皇为中心的东京文化最为遥远，而且拥有祭祀性的笑文化、有关死亡与再生的丰富印象——也就是荒诞现实主义与巴赫金他们所说的、将生和死放置在一起、充满欢笑的现实这一观点。我将这一切与巴赫金和构造主义相重叠，修正了自己对冲绳的把握方式。大约五年，我一直热衷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