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认为，每个读者都可以体验到自己的实际人生与作品世界之间发生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呼应。所谓文学，确实可以与阅读者产生联系，从而越发开阔。就我本人而言，就曾数度体验到大江作品中的内容与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产生联系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感觉。现在，我可以请教有关光诞生时的一些情况吗？
光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出生的。当时医生告诉我，孩子的头部长了一个大瘤，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医生还说，不知道手术是否可以延续孩子的生命，即便生命得以延续，也会遗留下残疾。那位年轻的医生特地来到我的处所，甚至说是“大概会成为植物人吧”。一切就这样开始了，从孩子出生那天起，我就每天前往医院探望孩子，还要去妻子住的那家医院探望妻子，生活就这样持续着。要给婴儿起名字，还必须进行户籍登记，这些事情弄得我简直晕头转向。就在这会儿，世田谷区公所的工作人员送来了通知，表示“听说公子诞生了，好像还没出院，不过尽管如此，也必须进行户籍登记。直至截至日，只剩下三天时间了”。于是，我就去和妻子商量，可妻子却说，名字想让我给取，并让我办理相关手续。
当时我母亲从四国来到东京，就住在成城那座租住的房屋里，帮助我们料理日常生活。那会儿我正在阅读西蒙娜·韦伊①的作品，虽然母亲暂居在隔壁的房间里，我却因为陷于忧郁之中，每天奔走于两个医院之间，即便回到家里，也几乎不与母亲搭话儿，只是阅读西蒙娜·韦伊的作品。那作品中有一个寓言，是因扭特人的寓言，说的是世界刚开始那会儿，这大地上有乌鸦，啄食落在地面上的豆子，但是四周一片漆黑，无法看清楚饵料。于是那乌鸦就在想，“这世界上若是有光亮的话，啄食起来该有多么方便呀。”就在乌鸦这么想的瞬间，世界便充满了光亮。韦伊在她的书里写道，如果真的希望、期待和祈愿，只要我们真的如此希望，那么你所持有的希望，就会得以实现。虽然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是，假如神果真存在，不就会与那种希望、与那种在黑黢黢的世界里寻找光亮的希望产生联系吗？从我的孩子降生时起，我就一直在考虑着这样的问题。
于是，我就对母亲说起了从韦伊的作品中感受到的共鸣，告诉她“我打算从韦伊的书里，给孩子取一个名字”。母亲就说：“那好呀。”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在这种时刻往往会说一些不入耳的话。“我已经想好了，就叫乌鸦这个名字。大江乌鸦就是你孙子的名字了。”我刚这么一说，母亲便怒上心头，下楼去自己的房间了。我也感到了后悔（笑），却是毫无办法。第二天清晨，我正要出门去办理户籍手续，母亲对我说，“乌鸦这个名字也很好嘛。”于是我终于可以表示歉意了：“昨天真是对不起，我把名字改成了光。”哎呀，说起来有点儿开玩笑的感觉，由于妻子的名字是“由佳里”，而光这个发音则合着那个韵脚②。
——现在您说着这些像是开玩笑的话语，可在那个阶段却远远谈不上笑话。说实话，作为年轻的父亲，您当时正处于那种混乱和困惑之中。
是的。而且，我的身上存在着某种乐观的东西，在这种场合我会认为：好吧，既然遇上了这样一种困难，那就竭尽全力干上一场吧……虽然平常总是感到悲观，可一旦遇上实际困难，便会端正态度，认真对待。这就是我的另一种性格。尽管被医生说是“就连能否活下来都不知道”，可我那在新生儿病房里的儿子，虽然头上顶着一个大瘤，却与那些患有内脏疾病、面色发青的孩子不同，他满面红光，在一天天地迅速成长，倒像是被产在灰椋鸟巢里的杜鹃雏鸟引人注目地迅速长大一般，显得精神十足，以致被相邻病床那位婴儿的母亲说为“讨厌”。我呀，就在那个过程中逐渐产生一个想法——设法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行，认为自己起的光这个名字是正确的。
我们还是回到萨义德这个话题上来。在佐藤真导演的电影《格格不入》里，友人前往医院探视处于弥留之际的萨义德并作了证言的场面非常重要。萨义德的那位名叫迈克尔·伍德①的朋友这样说道：萨义德愤怒至极。那是因为随着体力的衰弱，自己的言论活动无法充分展开。他知道巴勒斯坦的状况已经极为糟糕，但是他并没有陷入绝望，他怀有光明的预测。刚才你也已经提到了，就是“既没有取代阿拉法特的选择，也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倒不是因为已经发现了其他道路，而是由于痛感有必要相信事态终将改善。人们肯定不会永远继续着这样的悲剧，总有一天一定会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