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大江作品突然间出现了与此前全然不同的意趣。具体说来，这种变化始自于您在一九八〇年一月《文学界》上发表短篇小说《聪明的“雨树”》。您在这部作品的结构上进行了新的尝试，当时您曾表示，所谓“雨树”、raintree，既是凝缩着死亡与再生意味的宇宙之树，也是现实里生长在某处的树木。而且，还是“那座哺育了自己的小宇宙/村庄的隐喻”。
以《吊死在“雨树”上的男人》、《倒立的“雨树”》和《游泳的男人——水中的“雨树”》等为题的五个短篇组合，在整体上集辑为《倾听“雨树”的女人们》这个长篇。作品的舞台设定在因出席研讨会而短期居住的夏威夷，以及府上所在的东京世田谷及其周围地区。另外，被称之为“教授”的作家“我”，是诸多场合、变故和事件的旁观者，而主要角色则让位于女性们。这个转换，您是如何进行的呢？
从二十四五岁时起，我就作为短篇小说作家开始了写作工作，然后渐渐将重点转移到长篇小说的写作，其后就一直在写长篇小说，将近四十五岁时发表了《同时代的游戏》，以此对以往的各种要素进行了综合。然而，读者果真接受了这部小说吗？与其说是不满，毋宁说我感到了不安。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再度回到短篇小说的写作上来。不过，对于从长篇小说回到发表一篇篇独立的短篇小说这种生活上来，我也感觉到了一股说不清楚的不安。如果写长篇小说的话，在一年至两年内，只需要在那篇作品的文体内写作即可，这其中自有一种安定感。不过，好歹我还是写出了一个短篇小说。如此一来，自然会连接着下一个短篇，于是决定以短篇连作的形式写下去。“雨树”连作就是这样产生的。在那过程中，自己觉察到在写此前未曾写过的那种性格的人物。一个有着各种缺点或是易于遭到伤害的那种类型、正在走向灭亡的男性高安卡儿处于作品的中心位置，顺便也写了不断鼓励那个男性，甚至为其付出牺牲的女性。我认为，这样一种女性形象似乎也是自然出现的。
直接的契机，也是因为当时阅读了英国作家马尔科姆·劳里①的作品。当时我四十五岁，他在与我相近的年龄上，因酒精中毒造成的事故而死亡。他的作品也被译介到了日本，就是《火山下》那部长篇小说。在那部作品里，他描绘了深深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男性＝任职于墨西哥的外交官，及其恋人＝易于伤害自己所爱的男人，只能不断重复这种伤害的女性。最终，男性因此而被野狗扑咬而死，女性则在悲叹中沉沦下去。这部小说原本是我在墨西哥生活期间偶然读到的，我曾怀疑自己是否也患上了酒精依赖症。在感情上我也非常喜欢劳里，尤其是关于“作为人，于存在之根本处怀有深深的悲哀，并生活于这种情感之中”的论述，用劳里的英语来说则是grief的那种感情的重量，被递交到了我的手里。
——较之于男性的悲哀，我在阅读中却感受到女性这一方的悲叹更为深沉和切实，这或许是因为我身为女性的缘故。出现在这个短篇小说群里的女性，都是相当独立、自由和聪慧的女性。从叙述者“我”的角度看过去，她们既不是妻子也不是恋人。对于她们，虽然“我”保持着谨慎态度，却尽量公正地面对她们。与此同时，也持续着带有几分批判的观察。另外，她们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困难和悲叹，也惨不忍睹地渐次传了过来。可以说在女权运动的潮流越发高涨的时期，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刚开始那几年，在旧弊尚存的社会背景下，我正要踏入社会的那个时期，我们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感受到了相当沉重的冲击。高安卡儿带去的那位名叫蓓妮的女性在信函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语：
我也读了那篇小说。虽然没有告诉高安，但是我不认为那树木只是一个隐喻，我感到“雨树”存在于现实之中。此外，你在小说里表示自己并没有见过“雨树”，可我觉得你应当看见过。夏威夷的夜晚，难道黑得连家门口的树木也看不到吗？高安入住的那家治疗机构里，无论任何地方都没有“雨树”，你究竟是以哪家机构为原型的呢？请告诉我“雨树”所在的那家治疗机构。我想坐在“雨树”之下，边听那滴水之声边考虑高安的事情。即便身边坐着精神病女患者，如我一般倾听那“雨树”也没关系。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存在着像我们这样的女人。马尔科姆·劳里在日记（未发表）里这样写道：Whatdoyouseek?/Oblivion①。但是，像高安那样从不曾为世间所知的人，也就白白地被遗忘了，这叫做AWARE。这个AWARE，就是grief在日语中的语意，这是高安告诉我的。从此以后，教授，大概只有你和我还会时时记起高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