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演队伍里一片哗然。粟宝珍嗓音嘶哑而激愤，一阵哽咽之后便语不成声，戴阿姨想趁机夺回电喇叭，被粗鲁地推开了。粟宝珍说，戴阿姨你别急，让我冷静一下，再汇报一句话就走。她果然冷静了一些，那一句话却难以概括出来。大家观察她的眼神，很快发现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的目光像一把匕首飞向排演队伍中的邵兰英，柳生他妈，我先要向你汇报，我儿子要判刑了，起码十二年，弄不好是无期，你们一家人高兴了吧？高兴了吧？
大家恍然大悟，脑袋都转向了邵兰英。邵兰英是见过世面的人，遇到如此窘境，一点也不慌张，她缓缓收起了手里的羽扇，不卑不亢地说，保润他妈，你这话是从何说起？我跟你无怨无仇，论年纪你儿子是小辈，我是长辈，他判刑坐牢，我为什么要高兴？
这会儿你还能装糊涂，我佩服你！自家儿子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没事了，别人家孩子替他去坐牢，你怎么不高兴？粟宝珍悲怆的声音和呼吸一起被电喇叭放大了，听起来有点刺耳，我家保润做了柳生的炮灰呀，别人不明真相，你心里不清楚？你还说你不高兴？你不高兴还在这儿扭秧歌？你在这儿扭啊扭啊，就不怕闪了你的腰？
我扭秧歌关你什么事呢？不要以为你拿着电喇叭就代表中央了，乱喊乱叫有什么用？邵兰英面露厌恶之色，说话依然慢条斯理，保润他妈，我一直以为你是懂道理的人，这会儿怎么就不讲理了呢？谁该坐牢谁该自由，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人家女孩子是受害者，受害者说了才算，对不对？
此话说到了要害，电喇叭沉默了一下，突然传来粟宝珍凄厉的嘶喊，谁说了都不算，人民币说了算，后门说了算，你们家钱多，后门多，关系多，你们把人家女孩子买通啦！
排演团体操的妇女们都用羽扇遮脸，交头接耳，大多数人听闻柳生和保润是同案犯，谁是真正的主犯，谁是受冤的从犯，他们一时都不敢表态，至于粟宝珍和邵兰英作为母亲的表现，他们是有资格判断的，大家普遍欣赏邵兰英的风度，觉得粟宝珍实在太过分了。戴阿姨过去抢夺她的电喇叭，嘴里劝阻道，保润他妈，你心情不好我们都懂，但是也不能占着电喇叭这么喊下去，我们还要排演，时间很紧，五一节的花车游行，我们香椿树街也要上节目，这是政治任务，耽误不起的。
粟宝珍总算松开了电喇叭，脸上出现了一丝愧疚之色，你们排练好了，政治任务耽误不得，我怎么不懂？我是看见她在这里扭秧歌，实在气不过，对不起大家了。戴阿姨扶她坐到自己的小方凳上，粟宝珍看着天色说，几点了？我没时间坐，一天没进一粒米，还要回去给他爸弄晚饭呢。她想站起来，人站不直了，身体像一只虾，弓着腰顶在墙上。戴阿姨问，你的腰怎么啦？她说，要给孩子伸冤啊，这几天走了八辈子的路，腿走麻了，腰大概也累断了，你们排练要紧，我就这样弓着，歇一会儿。
十几把玫瑰红的羽扇很快恢复了波浪形，电喇叭里又响起戴阿姨热情的声音。一嗒嗒、二嗒嗒。左手起。三嗒嗒、四嗒嗒，右手起。中断的排演继续进行。两个香椿树街的母亲，一个在排练的队伍里，舞姿依然一丝不苟，依稀在示威，一个用腰顶着墙，表情痛苦，红肿的眼睛里射出一道微弱而犀利的光，明显在受难。人们冷眼旁观，两个母亲的目光你来我往，在轻音乐的伴奏下，他们开始以目光交战，半空中刀光剑影，旁观者一时无法仲裁两个人的胜负了。
后来是时装店的马师母闯进了排练队伍，她心急火燎地拨开人群，对着粟宝珍大叫道，保润他妈，你怎么还坐在这里看热闹？快去看看保润他爸，不好啦！粟宝珍愣了一下，我在这儿歇口气，你别吓唬我，他怎么不好了？马师母说，我哪儿忍心吓唬你？你们家门上不是有三把锁吗？保润他爸开了两把锁，第三把钥匙找不到了，我听着他晃那把锁，晃着晃着，骂着骂着，一头就栽倒在门口了，眼珠子又爆出来了，嘴里在吐白沫，怕是又中风了！
排练这次是自动终止了，大家目送粟宝珍仓惶而去，都说保润家流年不利，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劫连着一劫，真的可怜了。旁边的邵兰英认可众人的怜悯之心，但她适时地补充了一句，说，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她说得莫测高深，别人便都急于听她的看法，可怜与可恨到底是什么关系。邵兰英说，我也没什么理论，反正我们老百姓的日子都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家人怎么教育孩子的，又是怎么对待老人的？你们街坊邻居不都看在眼里？老天也看在眼里，人在做，天在看啊。我也不怕谁给她传话，我就是这个观点，她怪不了谁，都是报应。邵兰英说到这里，手指翘起来朝天上一指，要怪就怪老天爷去，这户人家，一定是遭天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