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四月天（第三卷 第二章）(8)

    家事使志摩稍稍宁帖，国事又使他激愤起来。

    徐志摩是一个浪漫诗人，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理论家；但是。

    他常常情不自禁地从他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信奉出发，去看待政治，发表政见。

    他在一九二五年到苏联之前，曾经赞颂过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但到了苏联后，在莫斯科，他目睹了知识分子生活的困苦，亲眼看见了旧社会上层人物被革命的风暴卷到社会底层后的情景，了解了旧文化的没落，像安德烈·纪德一样，他又惶恐了。害怕了，反感了。

    在《列宁忌月——谈革命》一文中，他这样陈述着他的革命观：

    “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力量，只要他能替我们移去压住我们灵性的一块昏沉，能给我们一种新的自我意识，能启发我们潜伏的天才与力量来做真正的创造的工作，建设真的人的生活与活的文化——不论是谁，我们说，我们都拜倒。列宁、基督、洛克佛拉、甘地、耶稣教、拜金主义、悟善社、共产党、三民主义；——什么都行，只要他能替我们实现我们所最需要最理想的——一个重新发现的国魂。”他一方面尊敬列宁，说，“他的伟大，有如耶稣的伟大，是不容否认的……他的精神竟可说是沸漫在宇宙间，至少在近百年内是决不会消散的。”但是，同时他又说：“但我却不希望他的主义传播。

    我怕他……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对苏联的革命是这样描述的：“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的海，人类泅得过这座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徐志摩的脆弱的神经在摧毁旧世界的革命暴力面前颤抖着。

    但是，尽管如此，志摩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上，他的表现证实了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爱的不是当时执掌政权的党派和政府，他爱的是寄托着自己民族感情的中华。因此，在外侮和昏庸政府的软弱反应面前，他愤慨而不能自制。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北伐军攻克济南。军方敦请先前入侵山东的日本军队撤防。日军无理拒绝，于是发生军事冲突。日本派大部军队到交涉署搜查，杀害了交涉员蔡公时等十余人，又提出五项要求，未等中方答复，即向济南城开炮猛轰，我方军民死伤无

    数。其后日军遂占领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这便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他在灯下奋笔书写他的日记：“这几天我生平第一次为了国事难受。固然我第一年在美国时，得到了‘五四运动’的消息，曾经‘感情激发不能自己’过。大前年从欧洲回来的时候，曾经十分‘忧愁’过，但这回的难受情形有些不同。第一次是纯粹感情的反射作用，国内青年的爱国运动在我胸中激起了同样的爱国热，第二次是理性的观察影响到精神上，明明这是自杀的路子，明明这是开出无穷扰乱的路子，那些国民党大领袖先生却还不遗余力的来开辟，结果是自己接连的打嘴。这回既不是纯粹的感情问题，也不是理性所解剖的现象，一方面日本人当然的可恶，他们的动作，他们的态度，简直没有把我们当作‘人’看待，且不说国家与主权，以及此外一切体面的字样，这还不是‘欺人太甚’？有血性的谁能忍耐？但反过来说，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的收容所，没有一件我们受人家侮辱的事不可以追源到我们自己的昏庸，但达把火是已经放下了，房子倒下来不单是压死在政的党员，外来的侮辱是人人分着的，这是那里说起？我们未尝不想尽点责任，向国外说几句话，但是没有‘真理’就没有壮气，我们的话没有出口，先叫自己的舌头给压住了，我们既不能完全一任感情收拾起良心来对外说谎，又不能揭开了事实的真相对内说实话，这是我们知识阶级现下的两难。”

    夜深了，小曼悄悄走过来，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摩，还不休息？”

    志摩脸涨得红红的。‘休息？我们还有什么心绪安安宁宁地躺下来休息？”他气咻咻说。

    小曼吓了一跳。“出了什么事？你的心情这么不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