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总是想着,等我真正退下来,我们还有时间到各处去走走玩玩,实际上我的闲暇时间很少,无法陪他出去痛痛快快地玩。
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他。我忙,他生病后我不让他做饭,早上、中午两顿都是他去食堂打饭,晚上就熬点稀饭,他还承担了洗碗的家务。其实,这一生都是老彭在照顾我,家务活都是他帮我在做。其实,他不太会做饭,但只要他做,我就说好吃。他爱包饺子、爱吃饺子,馅儿做得很不错。他喜欢吃鸡蛋羹,却总是蒸不好,我告诉他要怎么蒸,怎么控制火候。我蒸的鸡蛋羹他就说好吃,他满足的样子像个孩子。
2017年年初,他第二次生病,这次的病来得突然,来势凶猛,发展迅速。
春节没过完,我就送他去上海的医院检查,确诊老彭患的是胰腺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几乎绝望,浑身无力,实在难以接受,心里一直在想怎么办?我请求医院设法救救老彭。医生耐心地给我解释:“胰腺癌一旦被发现就已经是晚期,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美国的乔布斯也死于这种病。要么开刀,但我们把你当朋友,跟你说实话,他这样的年龄,如果开刀就是雪上加霜。”我把孩子们叫来一起商量,最后定下的治疗方案就是:减少痛苦,延长生命,不搞抢救。老彭不问他得的是什么病,跟大夫相处得还挺好。我没有勇气告诉他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也不让我说。医生亲自告诉老彭,说他得的是慢性胰腺炎,这个病不太好治,要慢慢治,希望他不要着急。
在整整6个月的治疗过程里,我几乎天天往来于旅馆和老彭的病房,也经常与医生联系,商量如何治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还是想不通,他怎么会得这个病?像他这样好的人不应该遭此不幸,为什么老天爷偏偏要让老彭得这个病?
我查了一些资料,所有的资料都显示,胰腺癌是不治之症。有一次,我看到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文章,她是医生,见过无数病人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她说人最佳的一生就是“生得好、活得长、病得晚、死得快”。她不主张无谓的抢救,认为这样非但不能减少临终病人的痛苦,反而会给病人增加痛苦,主张要给临终病人一个体面、有尊严的死亡。
这样,我也慢慢地平静下来,面对现实,告诉自己要多陪陪他,在饮食上多想些办法,尽量给他弄些他爱吃的食物,多给他一些照顾,多给他一些宽慰,减少他的痛苦。
老彭很相信医生,从来不跟我打听病情,其实少知道点也有好处。现在如果有人问我如何看待死亡,我想说,死并不可怕,每个人都会死,但最好是没有痛苦地死去。治疗过程中的前三到四个月,老彭的情况还比较稳定,心态比较乐观,饮食也还不错。他说治好了,要给大家发红包。我问他给不给我发红包,他说给我也发。
他很愿意跟人聊天,有时候和医生也能说上好一会儿,我就叫他少说几句,多歇息。那时候,他还会看看电视、听听歌,我也不太愿意跟他聊痛苦的事。有时候我让他吃一点酸奶,他说不吃,我说就吃一口吧,他又让我先吃,然后他吃了还说:“甜蜜蜜。”
医院食堂每周星期三供应一顿饺子。一到日子,他就说:“今天星期三,你们早点儿去买饺子。”他一定要让我们陪护的人在病房里吃,他看着我们吃。我说:“老彭,你看着我们吃馋不馋,要不你吃一个尝尝味道。”我心里知道,虽然我们努力帮助他减少痛苦,但毕竟这个病很折磨人,要想完全不痛苦不难受基本不可能。
到后来,我攙着他走路时都能感觉他浑身在发抖。他说自己又酸又胀又痛,还跟我说想要安乐死。这件事我无能为力。我知道他一直在和病痛做抗争,我能做的就是请大夫想办法,缓解他的痛苦。
老彭特别坚强,痛到那种程度了,还坚持要自己上卫生间。他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下,什么姿势对他来说都很难受,但他从没有叫过一声。一看见医生来查房或看他,他还露出笑容,稍微好一点点就又充满求生的希望。我心里明白,他正在一天一天地离我们远去,直到最后离开。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想各种办法,好好护理他,不让他受更多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