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彭是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老彭是我们班的生活委员，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大臣”。
当时男同学住在36斋，女同学住在27斋，男生女生之间交往比较少。我一直叫他“老彭”，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白头发就很多，我心想，这个人怎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白头发。他和我们班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办事认真，有责任心，给人的印象就是热心诚恳、非常愿意帮助别人。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有一次，老彭带我去香山玩儿，爬到“鬼见愁”，我实在口渴得很，老彭就去找水。估计是买不到水，他买了点啤酒回来。我说，我从来不喝酒，他说，喝一点没事儿，啤酒也能解渴。谁知道我喝了一点点儿就晕得不得了，路也走不动了。他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我从来不喝酒，是你说没有关系，我才喝的。他就耐心陪伴我在那儿休息，直到我酒劲儿过去，慢慢缓过来。
大学四年级的暑假，我姐悄悄地告诉我，说家里给我相中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我根本没有见过。因为我不愿意，所以我就向父母说明自己已经有意中人了，他出身农村，是我在北大的同学。我之所以要告诉父母，是不想让二老再管我的婚事。
我和老彭之间没有说过我爱你、你爱我，也就是约着去未名湖畔散步。毕业前，我们在未名湖边合影留念。毕业分配后，老彭去了武汉大学，我去了敦煌。那时候我们想，我先去敦煌一段时间也很好，反正过三四年后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煌替我，到时候我还是能去武汉的。在北大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说：“我等你。”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竟是19年。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我和老彭真正聚在一起是在1986年。老彭也调入敦煌研究院，最初的一段时间在兰州，后来到了敦煌。
到了敦煌后，老彭放弃了在武汉大学从事的商周考古的教研事业，改行搞了佛教考古。他主持了莫高窟北区石窟两百多个洞窟的清理发掘工作。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是研究所成立40多年以来想搞清楚而没有搞清楚的问题。老彭热爱这个工作，一跟人說起北区，就兴奋得停不下来。如果他的价值因为来到敦煌而得不到实现的话，我一辈子都会感到内疚，好在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事业。
北区石窟的考古发掘，被认为是开辟了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老彭年过半百之后放下自己做得好好的事业，从讲台到田野，一切从零开始。老彭在莫高窟北区考古发掘的收获，对他和我来说，都是一种安慰，命运对我们还是非常眷顾的。
老彭这一生不容易。小时候家境贫困，他是兄嫂带大的;娶妻生子，他和我又两地分居，家也不像个家;自己在武汉大学开创考古专业，为了我而中途放弃;没等享受天伦之乐，他晚年又得了重病。
他第一次得病是2008年秋天，在兰州检查确诊为直肠癌。记得当时他给我打电话，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情况不好。他说：“查出来了，我直肠里面有个疙瘩，怎么办？”我就联系兰州的同事陪他继续检查，又往北京、上海打电话，最后在上海找到一位专家。后来，我陪他去上海住院、做手术和治疗。手术很成功，治疗的结果也很好，后来没有复发。
他出院后在上海的孩子家里疗养了一段时间，我天天为他做饭，给他加强营养。他刚出院时，瘦得只有40多公斤，慢慢营养跟上了，他的体重到了60多公斤。2009年的春末夏初，我们俩回到敦煌，老彭的身体已基本康复。我跟他说：“你现在要休养，以休息为主，以玩为主;想看书就看书，不想看就不看。你愿意怎样，就怎样。”他很理解我的安排。
从2008年到最后走的近10年时间里，他过得还是很愉快的，有时出去开会，有时出去游玩。老彭很早就喜欢玩微信，那时候我都还不会。他也愿意散步，喂猫，到接待部和年轻人聊聊天。他退休之后，我们俩一起去过法国，他自己还去过印度。
1965年，樊锦诗和彭金章在莫高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