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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我看来，由于郑保瑞与银河映像在风格和取向上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他在拍摄《意外》时就必须以弱化自身作者印记为代价，去迎合后者对于命运背后的运转逻辑、对于捕捉微小偶然性的迷恋与反覆试验。 有了先前的拍摄经验，今次《命案》郑保瑞想要从银河映像所主导的故事文本里努力维持住个人特色，包括对偏执狂、杀人犯、精神失常者不可抑制的内在冲动的探索与表现，以及身处极端情境下的人物，那不断增殖扩散的疯狂执念如何将包含自身在内的所有事物推至毁灭边缘，还有为填满欲望而穷尽环境、难以预测的动物性行径。 也正因如此，两种风格、两种价值观在电影中不免产生激烈碰撞，最为明显的就是角色们越发失控癫狂的言行举止，如少东与生具来的嗜血本性、风水师遗传自父母的疯狂症候，或雨夜屠夫的病态癖好，与银河映像高举命运大旗，精心布置的由一连串意外与偶然构成、务求精确无误的剧作路线相冲突。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在强调「算命」与「改命」的风水命理包装之下，角色内心深层的欲望与冲动因为要服务于影片的概念主题，缺乏变化而显得呆滞和空洞。 于是乎，尽管不少观众都觉得这次游乃海和李春晖共同构思与编写的剧本彷佛有种重返九十年代的疯癫和荒诞气质，然则无论人物的行为有多不可理喻，故事的走向有多出人意表，终究也不可能超越银河映像一早划定的疆域——宿命/反宿命论，在此范围内，角色由残暴/清醒转向温顺/疯狂的过程必须严格遵照既定计划进行，绝不容许出现任何差池。 但从另一个层面分析，《命案》的诞生又正正体现了郑保瑞和银河映像在经历这些年的诸多动荡与变故之后，影像风格以至创作心态上的渐变。 一方面，对郑保瑞来说，命运不再只是可有可无的衰退时间符号，而是借由把它当作电影的核心命题予以重视，进一步探讨社会底层的蝼蚁不向命运折服、顽强生存的可能性（在水中挣扎的蚂蚁），而自愿选择的疯癫/善良则成为驱动人物能够持续发起抗争的不竭动力之源。 另一方面，从银河映像的角度而言，残酷无情的宿命论似乎已成过去。《命案》流露的些许乐观与温柔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银河映像开始尝试以凸显人的能动性为主轴的反宿命论，挑战过去一手建立的体制系统（虽然反叛得并不彻底）：由「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到「万般皆是心，点点皆由人」，实质是人类在明知天意不可违的情况下，依然作出忠于内心的积极选择，并且主动承受与之相应的代价。 《命案》的最后一幕，（暂时？）放下杀戮执念的少东哼着《波基上校进行曲》的轻快旋律，独自迎向闪烁着刺眼光芒的太阳，纵使知道一旦接近它就无法逃脱、会被灼伤，只因是少东自己作出的选择，所以无畏无惧；仅需对照《意外》里古天乐垂死之际望向象征上天/命运的光芒时表现出的臣服与无奈，便可更清楚体会到郑保瑞和银河映像的创作转向。 「对抗命运，是人类最大的悲剧」，电影中的这句对白令我印象深刻，有趣的是，郑保瑞恰恰透过喜剧化处理，重新思考人与命运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别于以往作品忧郁灰暗的氛围，而且在迎接命中注定的死亡悲剧之外，郑的主角首次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和动力。 越是陷入绝望，越要笑着面对，兴许也是久经沧桑的郑保瑞和银河映像反抗「命运」的方式。 本文首发于「虹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