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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说电影表面的东西：个人觉得全片情节较为单一，影片以男主执行刺杀任务贯穿始终，随着主角一行人的逆流而上，导演带领大家见识了战争所带来的人间黑暗、人心扭曲以及附带的地狱般的苦境，镜头语言出色，色彩交织鲜明，沿路的景色描述亦梦亦真，犹如日本的浮世绘，刻画了这仿佛炼狱的人间。
其次，最重要的就是谈谈电影的内核：导演一定是人文主义者，甚至极可能是个zuo派分子，因此全片弥漫着一种“进步恐惧症”的气息。也正因如此，我不同意他在此片中表达的观点（以上说法，仅代表我个人意见，我不同意但不妨碍导演的表达，也不妨碍导演的伟大之处，同时，我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也仅供大家参考）。 我看到不少人探讨过本电影的原着《黑暗的心》，提到该书对人类文明所带来的邪恶的鞭笞，诚然，这部电影的主题思想与该书相关性极大，也正因如此，它让我联想到了以该书作者以及该片导演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所共有的”进步恐惧症”，这是一个很新颖但却在人类中滋生已久的观念，我希望诸位在欣赏完电影后能冷静下来认真地看看这段文字，以防陷入导演所铺设的道路——对文明产生抵触乃至于厌恶和抨击。 何为“进步恐惧症”呢？史蒂芬平克在《当下的启蒙》一书中对其有详细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涵括概念性的解释，也包括了定量数据的罗列与证实，相信每个有基础判断力的人都能从中得到启发。 简而言之，现代社会，有很大一批知识分子厌恶进步，且那些标榜自己为“进步人士”的知识分子尤其厌恶进步。这并不是说他们讨厌进步所带来的成果，例如：大多数专家、批评家以及思想传统的读者都在使用电脑，而不再是羽毛笔和墨水瓶；他们更愿意在手术时接受麻醉，而非直接动刀。真正让喋喋不休的知识分子感到不快的，是进步的理念，也就是启蒙运动认为通过理解世界可以改善人类处境的理念。 为此，他们发明了一系列贬义词来对进步表达鄙视。例如，如果你认为知识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那就是陷入了“盲目迷信”或“准宗jiao信yang”，相信社会将永远前进，实现“不可避免的进步”，而这只不过是一个“神话”，一个“过时的迷xin”和“虚假的希望”。你也因此沦为美国庸俗的“没有不可能主义”的鼓吹者，成为政zhi宣教、硅谷精神和商业主义的无脑拥趸。你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辉格党”“乐天派”或者少女“波丽安娜”（Pollyanna），就像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Candide）中的哲学家邦葛罗斯（Pangloss）一样，认为“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完美的世界”。 以上这些都表示，知识分子，尤其是标榜进步的知识分子，对进步持有悲观主义，他们本身也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然而，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一个现代的乐观主义者相信，明天的世界将会比今天美好得多。伏尔泰的讽刺对象其实不是启蒙主义的进步理念，恰恰相反，他讽刺的是进步的对立面，也就是宗jiao对苦难的合理化，也称“神义论”。根据这种理论，上帝别无选择，只能听凭瘟疫和屠sha存在，因为没有瘟疫和屠杀的世界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些冷嘲热讽的贬义词外，世界将越变越好的观点在知识阶层中也早已过时。在《文明衰落论》一书中，阿瑟·赫尔曼所列举的末日预言者都是人文学科教科书中的明星大腕，例如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萨特、法农、福柯、萨义德、韦斯特，以及一批生态悲观主义者。在对20世纪末的知识界进行全面考察后，赫尔曼对人文主义的“有力倡导者”（也就是相信“由于人在社会中产生了冲突和问题，他们也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的人）的全面衰退深感惋惜。在《进步观的历史》（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一书中，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也指出：“对于西方世界发展进步的怀疑论，在19世纪还仅限于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然而在20世纪后20年里却如野火蔓延，不仅影响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波及了数以百万的西方人。” 的确，不仅是那些以学问谋生的人认为世界坐上了一辆通往地狱的手推车，即便是普通人，当他们切换到“推理”模式时，也会持相同的观点。心理学家早已发现，人们往往通过玫瑰色的眼镜来看待自己的生活，认为自己会比一般人更为幸运，免受离婚、失业、意外事故、疾病和犯罪之苦。但如果把问题从个人生活转到周遭社会，他们就从少女“波丽安娜”变成小驴“屹耳”（Eeyor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