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忆着母亲断断续续讲过的父亲。母亲并不太责备那个人，最多的只是牵挂。她担心他一路上风尘仆仆弄坏了身子，还怕他遭遇其他危险，比如劫匪、从马上栽下来，等等。她抱着小宁珂，眼睛凝视一个方向：他知道她的心思并不在自己身上。母亲多么漂亮，他认为她是天下最美丽的一个人，他也听人说过这样的话。
谁有过这样一个不幸而美丽的母亲？她的大眼睛清明纯净如水，亮而深；她从不施脂粉，因为稍稍一动一遮就破坏了那种完美；她高高的身材，像一棵秀挺的红木树。母亲的形象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清清楚楚。
也许正因为父亲的模糊难辨，他才永远追逐着他。马蹄，踏醒了他的梦。他有时正睡着，突然喊一声就坐起来，大声地喊。
叔伯爷爷和阿萍奶奶都走进来，惊讶地望着他。
“我要一枝枪……”
叔伯爷爷笑了。他伸手抚摸着孙子的头发，这头发真是光滑得让人感动。他安抚了一会儿孩子，临走开时说：“最强大的人身上可不一定要带枪……”
宁珂中学毕业了。当时宁周义对他的未来有两种打算：一是送到国外深造，二是留在身边，让其尽快进入自己的事业。本来他老人家是极倾向于前一种设计的，可是到了这一天又有些舍不得。最怕孙子离去的是阿萍，她一说到这上边就流泪。当时还有一个紧迫事情，就是分布在各地的产业越来越需要照料，需要有一个更可靠的介入者。将来风云变幻，有这样一个人上下进出就方便多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退路、一个继承。
宁周义惟一的小女儿是老家的妻子生的，叫宁缬，平常只唤做“缬子”。她这时也来到父亲身边，小小年纪就傲横逼人，指着比她还大的宁珂说：“快叫姑姑！”宁珂马上叫道：“姑姑。”她差不多从来不主动喊阿萍妈妈，背后还说阿萍长得像猫，就叫她“阿猫妈”。父亲有一次听到了，没有听出意思，还以为女儿在撒娇，并未在意；后来看到阿萍哭起来，问了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呵斥了女儿。
女儿恼恼地看着阿萍。没有别人时她对阿萍说：“我长大了也不会对你好。”
阿萍于是更为伤心，也更为爱护孙子宁珂。她坚决不主张孙子到国外去，害怕他将一去不归——谁料得到出洋的风险呢？
就这样宁珂留下来，并到宁周义的一个大钱庄上去做事；每年里，他还要拿出几个月的时间跑跑其他几个城市，凡是有买卖产业的地方他都要去。有一段时间他俨若成为宁家的全权代理，其实宁周义只是让他当一阵实习生。
在宁珂到钱庄做事的第二年，宁周义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他认识到人生的一个转折来到了：也许对于任何人都存在着某种转折。转折不是转机，转折是逼迫人做出选择。他知道自己长期投入的政治生涯，其实是一场毫无希望的事业。现在正陪伴一帮毫无意义的人，耗失了热情。无穷无尽的追逐和竞争让他说不出的厌恶。在一场分明是没有前途的求索中，维持一个局部一个细节的完美既无可能也无意义。他提出了辞呈，非但没有被接受，而且还被委以更重要的职位。他成了名义上的三两位政要之一，实际上却不怎么问事。他心里明白，在当时这种人人苟且、勉强维持的局面下，有人不过是想借重他在政界军界、特别是民众中的一点点威望罢了。而这种威望本身也许就非常脆弱。
有一次他回老家小住，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一入县境就看到县长在领人迎接，而且一群人还拿着小彩旗。他心里厌烦透了，只是忍着。人群欢迎欢迎地叫，他笑得很艰涩。好不容易才挨过这一场。他很快了解到，所有参加欢迎的民众事先都得到了县长的一块大洋。从那次起，他再也没有理那个县长。
宁周义这一段最重视的反倒是自己的实业和家庭。他把大量时间花费在四姨太和孩子身上，再就是带领孙子宁珂到几个城市走走：他要以身示范，教导这个聪慧过人的青年。
有一天宁珂从一个海边城市归来，第一次穿了一套西服，结了领带。阿萍见了就说：“快换上长衫吧，爷爷最讨厌洋服。”宁珂于是动手换衣服。正换着叔伯爷爷迈进门来，说：“让我看看。”他看过了，点点头：“你觉得好就穿吧。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要依照自己的兴趣，做事情就是这样。”说完回书房去了。
宁珂长久地记住了那个场景，叔伯爷爷的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