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子仍然沉浸在往事里，我觉得他太幸福了。接下去他还在谈滨。他说他啊，也许这一生做什么都不再畏惧，都会很勤奋的，但有个条件，那就是滨必须在自己身边。他说难以想象一个人能离开自己的爱人到远方去——说到这儿他大概想起了我有妻子和孩子，“我听阳子和吕擎讲你，就想：这该是怎样奇怪的一个人哪，我一定要认识他！我要看一看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特别要看他长了一双什么样的脚……”
我笑了，忍不住看看自己的脚。
“你终于让我见到了，让我看到了是怎样一个人。我不明白：你怎么能离开自己的家，一个人到远处去呢？我和滨讨论过这个。我们都试图理解你，可还是想不通。你知道我是绝对离不开滨的。想一想吧，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了滨，我一定会死的。”
我打断他的话：“你不是说，如果有一天，如果一个人在心灵上排斥另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给予对方这种自由吗？”
“是的。可是当她有了这种自由时，我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死了。死也同样是我的自由。”
我茫然了。我觉得身上颤抖了一下……
正这会儿，滨好像在外面喊了一声，雨子就不顾一切地往门外跑去。接着他在厨房里也大呼小叫起来。我到厨房看了看，原来滨在切东西时，一不小心把小拇指那儿碰破了一点皮。
他们俩在那儿上药，用纱布包扎。我说：“这不要紧，有‘创可贴’吗？贴上就没事了。”雨子说菜刀是很不干净的，说不定要感染。我一再地安慰他们。
滨把手包扎了一下，重新切菜了。可雨子再也不愿离开厨房，就站在那儿看她干活。我几次请他进屋，好不容易才把他唤进来。可是雨子从此就心神不定，不断往窗外瞟。
我们接着谈杂志的事情，雨子并没有多少兴致。他不断捏弄自己的小拇指，好像他的小指也被碰过一样。
我要起身告辞了，雨子说：“你不能走。”
他一定要留我在这里吃饭，说滨就是忙着为我准备饭菜，才把手碰伤的。
我只好留下来。我开始谈杂志的事情：“你们杂志明年肯定要停刊吗？取消了一个刊号，多么可惜……”
“谁说不是呢，不过这要看有关方面高兴不高兴。他们高兴了就给我们保留，等我们有一天经济状况好转时再续上。如果他们不高兴，那就得取消，或者直接把刊号转给别人……有人说这事儿该找牟澜。他跟我们主编川流很早以前就认识，算是朋友，就因为现在官做大了，对川流也待搭不理的。川流也瞧不起他。有一次川流和我去见梁先生，在那儿把牟澜臭骂了一顿，说那个人是个粗俗的野蛮人……”
“梁先生怎么讲？”
“梁先生一声不吭。川流走了之后，梁先生仍然没有提到牟澜。我故意问老先生对川流的印象如何？梁先生说，‘谈谈古画吧。’”
我觉得那个梁先生，还有川流，都是一些极有意思的人物。
午饭时，滨在高脚玻璃杯里添了一点红葡萄酒，那酒的颜色红得像玫瑰。我抿了一口，是干葡萄酒。雨子说，“开始我和滨都不愿喝这种酒，是梁先生给我们的。他不喝洋酒，有人从海外带给他，他就给我们了。他说，‘你们是新派，拿走吧。’”
我笑了。
雨子说：“梁先生总说，西方文化失于粗疏，而东方文化又太细腻。他说东方文化由于‘太深奥反而不合用了’，等等。”
我琢磨着老先生的话，呷着干酒。这酒我不知不觉就喝下了半杯。滨又给我添，并按开了音响。一个外国女歌手慵懒的声音。窗帘被滨拉上了，屋子里很暗。在这多少有点沙哑的歌唱里，呷着酒，让我想起几年前欧洲的一个小酒馆——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鼻梁尖尖、长得十分小巧的英国女人，她是小酒馆的老板兼酒吧歌手，为顾客演唱，打着响指，悠然洒脱，那声音也是这样的沙哑。朋友把我拉到这个小酒馆里，并告诉她我们是从遥远的东方来的，她立刻发出了欢快的叫声，接着特意为东方客人唱了一首歌。
实际上那次我们到那个酒馆去，是要会著名的布洛西——很可爱的一个人，很早以前就听朋友讲过，说他如何如何棒，简直是个“中国通”，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你跟他坐在一起，常常忘记他是一个欧洲人；总之他对中国的艺术才真正叫懂，比许多国内专家懂多了，起码没有偏见吧；他来华工作很久了……不过尽管如此我仍然怀疑，一个大鼻子能那么精通中国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