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小说的序言中谈到这次惨案的罪责时，虽然假装为查理九世开脱，但在作品的形象描绘中，却十分明确地把国王当作罪魁祸首来加以揭露。梅里美笔下的查理九世是一个伪善恶毒的形象，他虚伪地称柯里尼为“我的父亲”，在新教徒面前装出一副宽宏大量、大公无私的样子，内心里却充满了仇恨的毒汁。梅里美在《狩猎》一章中，对查理九世那种恶毒的心理状况作了深刻的描写。这个国王把一只驯良的鹿砍倒在地，一边把刀子刺入鹿的胁肋里去，“用刀刃在里面旋转来扩大伤口”，一边用天主教对新教徒的蔑称来称呼他的牺牲品。这个场面既是象征性的，预示着不久以后对新教徒的大屠杀，又是心理描写性的，使读者从中看到，查理九世掩藏在伪善外貌下的狠毒内心终于情不自禁地流露了出来。这种蓄谋已久的仇恨和阴谋不久就成为具体的行动，他先是卑劣地怂恿乔治去枪杀柯里尼，遭到拒绝后又另派刺客进行暗杀，紧接着就发动了大屠杀。当那些被追杀的平民新教徒纷纷逃命时，这个国王“拿了一支长长的抬枪，站在王宫的一个窗口朝那些可怜的逃难者射击”。梅里美在揭露查理九世这个历史罪人的同时，也揭露了当权的统治集团和天主教教会的恶行。他通过人物之口讽刺宫廷“充斥着强盗”，通过柯曼治这个贵族阶级的骄子横行霸道、把人命当儿戏的劣迹，表现了统治阶级、上流社会中残暴野蛮的风习。他让穿黑袍的教士以大屠杀指挥者的身份出现，揭露他们到处把屠杀的狂热愈煽愈烈，“鼓动信徒要加倍残酷”，公开号召“残忍就是人道，人道就是残忍”。作者还戳穿了天主教会关于屠杀是保卫宗教信仰的谎言，揭露“圣巴托罗缪之夜”实际上是对新教徒的最残酷的掠夺和抢劫。他还用讽刺的笔墨在宗教信仰的“神圣性”上抹黑，把天主教望弥撒的仪式写成贵族男女传情勾搭的场景，神父劝诫禁欲的讲道不过是用色情的话题来娱乐那些贵族听众。
梅里美的同情是在新教徒方面。在小说里，新教首领柯里尼是“集英雄与圣者于一身”的“伟大人物”，他在宗教内战中严禁自己的军队烧杀掳掠，甚至部下焚烧了天主教修道院他也要加以惩处，以明军纪。他衷心希望内乱结束、宗教自由，以便能用自己的长剑为国王和祖国效力。停战后，他襟怀坦白，一心要为国抗敌，对天主教会和国王制造的种种卑劣的阴谋都不以为意。另一个新教的代表、贵族青年麦尔基也是梅里美笔下的正面人物，他慷慨大度，豪爽高雅，忠于自己的信仰，宁可失去情人，死于屠杀，也不肯改奉天主教。梅里美这些描写有助于对照国王和天主教集团的卑劣、凶残，但把这两个人物作为新教集团的代表人物加以美化，却掩盖了历史上新教贵族集团的阶级实质和人物作为阶级成员的复杂性、真实性。
虽然梅里美面对历史上著名的惨案，把自己的同情寄予了受迫害的一方，但他并没有站在任何一个教派的立场上。他作为历史学家，表示了自己的爱憎，而他作为思想家却显示了对各种各样宗教学说的批判精神。他在描写那些新教徒狂热的宗教信仰时，经常略带嘲讽，还在不止一个地方通过表现新教派方面的阴暗面，说明新教与天主教同样的虚妄。他特别通过乔治这个人物表现了对一切宗教的否定。乔治本来是新教坚强英勇的战士，但内战中残忍的行为把他的宗教信仰连根拔掉了。他爱上一个贵妇人，新教的首领刚德亲王为了争夺这个女人，就诬陷他是“反宗教的恶魔”，并使他在战场上陷于敌人的重围。他死里逃生后就改奉了天主教，实际上，他在思想上已经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已经没有宗教信仰，在他看来，；两派宗教都是“异端邪说”、“荒诞无稽的东西”。他的一生虽然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最后牺牲在自己兄弟手下，但他临终时明确声称既不要天主教的弥撒，也不要新教的圣诗，拒绝向牧师、修士进行忏悔，表现出一种理性思想的光辉。梅里美把18世纪的理性精神注入这个16世纪的人物形象，并且让宗教信仰最为坚定的麦尔基因为乔治的死而永远得不到安慰，正说明了他自己是站在启蒙思想的立场来写这部小说，对宗教进行批判的。在教权主义猖獗的反动黑暗的复辟时期，《查理九世时代轶事》中的形象描写，无疑具有尖锐的针对性和现实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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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美在文学史上作为艺术大师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靠他的中短篇小说奠定的。他这方面作品的数量并不多，一共不到二十篇，但它们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中不少都是精致的艺术佳作。从这些作品的创作时期来看，以1830年七月革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从他第一篇短篇发表的1829年到1830年，主要作品有《马铁奥仗义斩子》《达芒戈海上喋血记》等。由于复辟时期的梅里美在政治上和文艺上都属于和波旁王朝对立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阵营，他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不论采用什么题材，都具有较鲜明的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