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龙巴是整个故事的中心和动力，她是一个没有完全开化的村姑，性格开朗，作风泼辣，带有几分野性。她总是按照自然的本性和强烈的感情行事，不在乎什么“体统”，而“只问事情对不对”。她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与统治阶级的偏见格格不人，甚至完全相反。她不受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束缚，完全目无统治阶级的法纪和权威。她对那些不幸的受法律追捕的犯人富有同情心，而对那个代表着法律和权力的恶人巴里凯尼却凶猛异常。作者还有意把她和深受资产阶级文明熏陶的人物加以对照，让她不仅远比文雅纤弱的英国小姐丽娣亚充满生气，而且远比少壮英武的奥索有魄力、有毅力、有个性、有才智，足以在生活中或挑起事端，或解决矛盾，使得事件波澜起伏，局面翻新。作者正是通过这样有意的对比，表现了他对资产阶级文明的讽刺和对远离这种文明的强悍个性的赞赏。在他看来，正是这种文明使人变得矫饰而不自然，软弱而缺乏坚强的个性，顾虑重重而丧失行动的活力，总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蜕化。因此，在作品里，代表文明人的正面形象如丽娣亚、奥索等都是以略带讽刺意味的笔调写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资产阶级文明的核心，即统治阶级的法律和道德作了明显的否定。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就是精通法律、代表法律的巴里凯尼，他完全是作者揭露鞭挞的对象。而且，法律在这里只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奥索希望“法律会替我报仇”的幻想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还几乎丧失性命。最后，惩罚了恶人的并不是法律和道德手段，而是奥索身上残留的科西嘉人的勇敢。在这样的描写中，作者突出了对统治阶级法律的蔑视与批判。
为了把这一批判的主题表现得更清楚，梅里美有意在作品中描写了两个强盗的形象。一个是拿破仑时代的老兵勃朗陶拉凯沃，他因为报了杀父之仇被迫流落绿林；一个是神学院的穷学生加斯德里高尼，他也是犯了命案而当了强盗。梅里美把这两个为法律所不容的人描写得十分令人同情、不同凡俗，在他们粗野的外貌之下有着除暴安良的侠义心肠，他们只与恶人为敌而保护穷人和弱者。他们把钱财视为粪土，当奥索送给勃朗陶拉凯沃一些钱时，他当即予以拒绝，声称自己“不是乞丐”。作者还通过人物之口，指出他们是“公开的反抗社会”，因此，在小说的最后，他们拒绝了奥索要他们回到社会去的建议，因为他们认为社会是恶浊的，在那里“金钱代表一切”，而他们自己却“不谈金钱”、“只看重绝对自由的生活”，自认为精神上道德上都高于社会。他们以一种自豪的感情这样宣称：“我们在枪弹射程以内到处称王，发号施令，除暴安良……这的确是最合乎道德的……我们绝不放弃……世界上没有一种生活比得上土匪的生活。”特别有意思的是，梅里美还让他的强盗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加斯德里高尼能够随口引用拉丁诗人的名句，最后，当他摒弃社会生活的时候，却向奥索讨取了一本贺拉斯的诗集。这样，梅里美就完成了对他理想的强盗的勾画，在这勾画中，既表现了他对阶级文明的批判，又表现了他对古典文化的喜爱，在这里，两者是被区别对待的。
在《高龙巴》里，梅里美再一次表达了他对拿破仑时代的缅怀和对复辟王朝的反感。他通过英国上校这个人物之口，对拿破仑军队的英勇壮烈作了有声有色、十分动人的描写。他笔下的拿破仑旧部，不论是台拉·雷皮诺上校，还是他的儿子奥索以及勃朗陶拉凯沃，都是性格刚烈、光明磊落的男子汉，而在复辟时期得势的巴里凯尼则卑劣猥琐、诡诈阴险。梅里美不仅在描写拿破仑与波旁王朝的反复斗争在科西嘉岛所引起的两派纷争时，把同情寄予台拉·雷皮诺上校一边，而且通过不止一个人物之口，直接赞美了拿破仑时代。这些描写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然而，在复辟王朝已经垮台十年之久，法国社会政治生活又出现了新的课题的条件下，作者这种政治态度不过是属于历史范畴，并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仅仅从历史的斗争中汲取自己的诗情，正反映出作者并没有随着现实的发展向前进，仍停留在他反封建复辟的民主主义思想的阶段上。
《卡尔曼情变断魂录》（1845）是梅里美最著名的中篇小说，它叙述了文学史上一个极富有特点的爱情悲剧故事，表现了法国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最为鲜明突出的女性形象。
故事以平易而引人入胜的叙述开始：1830年初秋，“我”在西班牙进行考古活动，在旅途中结识了一个剽悍的青年，他是当地著名的大盗唐·何塞。幸亏有了“我”的帮助，唐·何塞在途中得以逃脱了官兵的搜捕。分手九个月以后，“我”再见到唐·何塞时，他已经是一个死囚了：他杀死了自己的情妇卡尔曼，自己也投官自首。在赴死之前，他向“我”讲述了自己与卡尔曼的爱情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