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里美在发表以上著名中短篇的同一时期，还发表了一部颇有意思的独幕喜剧《送最后圣餐的四轮弓车》（1829）。剧本的故事虽然被作者安排在18世纪的西班牙殖民地秘鲁，但实际上写的是复辟时期法国的现实。剧本中那个身体衰弱、暮气沉沉、整天抱怨神经痛、昏庸不堪、极端顽固的总督，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波旁王朝的统治者。这个总督和他的同僚营私舞弊、贪图特权，也是复辟时期统治阶级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在剧本中，不仅总督花钱养了一个妖冶放荡的女戏子，而且主教大人和大学士最后也都以这个女戏子为中心，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确是为整个统治阶级的腐朽糜烂绘制出一幅绝妙的漫画式场景。作者的讽刺在这里是如此大胆无情，他所讽刺的对象又是这样生动并具有代表性，因而，虽然是一个短短的独幕剧，却一直到20世纪还不止一次在法兰西剧院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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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七月革命后是梅里美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作品是《高龙巴》和《卡尔曼情变断魂录》。
七月革命前夕，梅里美出发到西班牙旅行，革命的爆发并没有中止他在异国的游历。作为这次游历的收获，他写了三篇关于西班牙风俗人情的报道：《斗牛》《一次死刑的见闻》和《强盗》。在这里他对政治社会问题是漠不关心的，完全像一个猎奇的游客，以鉴赏的态度把当时也存在着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激烈斗争的西班牙，仅仅描写成一幅轻松有趣的图画。在作者笔下，流血事件并不可怕，像儿戏一样，死刑的执行也不残酷，似乎还颇有人情味，强盗没有一个是凶残的，他们不过像恶作剧的顽童，甚至有些可爱。虽然作者避开一切政治社会问题，但是却的确从西班牙风土民俗中发掘了某些较少被资本主义文明沾染的东西，如豪爽热情的性格、粗犷勇敢的风尚、注重信义的观念、恩怨分明和不计功利的风气等等，并把它们当作正常的符合人情的东西，以欣赏的态度和调侃的笔调加以描写，奠定了这三篇报道独特的基调。这种基调后来又进一步在梅里美第二阶段的中短篇小说中发展为一种以轻松幽默的方式来叙述粗犷强烈、震撼人心的事件的风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班牙之行，的确是梅里美第二阶段创作的起点。
梅里美后阶段中短篇小说的特点，决定于梅里美在七月革命以后阶级地位的变化。七月革命结束了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也中止了梅里美在复辟时期那种强烈的反封建的创作灵感。他与政府当局的关系也有了变化，他不再是当局的反对派，而是与七月王朝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仅有朋友在政府里担任要职，而且自己也成了政府官员。因此，他也不再从新的银行家王朝统治下的社会现实中汲取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的素材，他的创作量较之1829年至1830年有了锐减。而且，在这一时期，他力图使自己的作品远离现实的政治，有意把作品的政治色彩和社会意义降到最低的程度，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1837年写的《维纳斯艳惊伊尔城》。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恐怖故事：一个青年在结婚前夕无意中把自己的订婚戒指套在一尊新出土的铜铸美神塑像的手指上，在这青年的新婚之夜，美神塑像闯进了房间把青年活活地勒死。小说的表现手法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主题抽象，只具有某种含糊的唯美主义的寓意，作者似乎要说明美是认真而严肃的，它要求人对它绝对忠实。尽管梅里美后阶段的小说缺乏对现实的针对性，但是还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发展了在《马铁奥》和西班牙书简中的主题，在著名的小说《高龙巴》和《卡尔曼情变断魂录》中追求某种与资本主义文明相对立的强有力的个性和资产阶级道德体系之外的人物形象，在银行家统治时代的资产阶级文学中别开生面。
《高龙巴》（1840）的故事以科西嘉为背景，这一地中海的法属岛屿就是拿破仑的故乡。这里民风强悍，仇杀成风。小说中雷皮诺与巴里凯尼两家有世仇，台拉·雷皮诺上校是拿破仑手下一个英勇的军官，拿破仑倒台后，他被迫回到科西嘉岛，与在复辟时期得势当了村长的巴里凯尼律师不和，并被巴里凯尼暗杀，留下了一子一女：奥索与高龙巴。奥索本来也是拿破仑军队里的中尉，在他父亲被害后不久，也被迫退伍回到了故乡。由于巴里凯尼消灭了罪证，一直逍遥法外，就连奥索也不相信他就是凶手。只有高龙巴对巴里凯尼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长期策划报仇泄恨，为此，她暗中与绿林好汉互通声气，得到他们的支持。她竭力怂恿奥索报父仇，并使用各种办法激起奥索的仇恨。当州长来调解两家的纠纷时，她当面对巴里凯尼进行了揭露，使奥索相信了巴里凯尼就是凶手，终于燃起了两家斗争的烈火。这时，奥索从法国回科西嘉途中结识的英国上校和他的女儿丽娣亚前来拜访，当奥索出迎时，遭到了巴里凯尼两个儿子的伏击，他出于自卫击毙了两个伏击者，幸亏高龙巴起了关键作用，奥索被迫自卫的真相得以大白，他才免于被法庭起诉，并且在高龙巴的撮合下，和丽娣亚结了婚。